現在是農曆的正月。在秦朝之前，正月是「政月」，自秦朝之後，才改成「正月」，原因很簡單，因為秦始皇的名字是「政」，他是生於除夕的，所以才名之為「政」。

兵馬俑剛展示時，我問一個精通文史的同事：「為什麼秦始惶焚書坑儒，可中國文化卻沒有因此而薄弱？」（因為該同事曾跟我說，台灣沒有自己的思想及學術發展不起來，是因為白色恐怖讓菁英份子消失，那些思想或是菁英的血脈沒有傳下來）同事反問我怎麼思考這個問題？我回答：「可能他們依靠的是私下傳授，所以思想並沒有因此而斷掉。可是現在的教育都是統一的，經由統一的教材、統一培養的師資，造成了統一的思想。」同事笑了笑：「這是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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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跟我一樣，看到第19集時都會想：「怎麼沒有要收尾的樣子？」然後懷疑20集怎麼演得完？這樣子的懷疑一直到今天這第20集，已經演出了45分，我還想到底能怎麼收尾？

一直到小baby推進嬰兒室，加護外科的紐總醫師說：「我們能做的實在太少了，你們要加油！」剪進了主角們大學及實習的鏡頭及小時候的照片，然後時光倒返似的，又是一群人宣示當醫師，當然也有人跟他們一樣睡過頭遲到，邊跑邊背宣示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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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天

越忙的時候，越想玩。大三時，我和同學Annie同是大學報三版記者，又稱為小社會版，這還是幸運的時候，不幸一點的話，可能從頭版橫跨到三版的新聞都有事。Annie夠倒楣，平常安和詳樂的清大，就在她跑三版那個學期出現了用硫酸滅屍的研究生情殺事件；我也不差，我那個學期不只師範大學爭實習的問題、醫藥分業學生上街頭，沒事連母校政大都來個白布條外加黃絲帶大遊行，而我主跑的台大連流浪狗也被潑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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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1-09 00:02:07

雖然我家人蠻放任我的，但還是一個「家教甚嚴」的傳統家庭，在我們家族中，我父母已經因為拿我沒辦法，才給我比較大的空間，我其他的堂兄弟姊妹就比較「糟糕」，完全是被刻出來的好學生那種。

我的堂兄姊對長輩恭敬有禮，對晚輩照顧有佳，回老家的時候，都是他們去幫忙打理一切大小的事情，順便安撫弟弟妹妹們，我堂姊還非常聽話地去當了老師，我堂兄也是第一名的孝順，連他的女朋友都必負起幫伯母做家事的責任。而我的四個堂弟們，雖然年紀小，才唸國小而已，就像是我們些好小孩小時候那種模子刻出來似的，功課好、人機靈又聽話。雖然我的弟弟比起來較不怎麼樣，可是也算是能派得上用場的男人，從搬重物到帶小朋友出去玩，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百無一用是書生──在下我。我惟一的用處，就是用不怎麼輪轉的台語和坐在椅上無聊的八十多歲的聽力不好的姑婆聊天。這只有在我願意會去的時候，通常清明節我都沒回去，過年偶爾還會跑出國玩。就算是回去也是耗在那邊看漫畫──有的時候堂妹嫌我礙事，就載著我去兜風。

而且，也只有我一個人藝高人膽大，到處跑，讓我奶奶擔心一個小女生會不會發生什麼危險？也只有我一個人不願意當老師跟公務員（我們家族已工作的不是老師就是公務員，炫吧！），到現在只要一跟我奶奶聊上話，要命的問題就來了，而且，我們家族中，只有我一個人不會做菜。

雖然我顯得很突兀，但是因為我的一點小聰明，還有長得實在是太「大家閨秀」，還有一直表現算差強人意，疼我的奶奶、伯伯、叔叔也就不再說什麼了。至少，一般該有的「大家閨秀」的表現，我是有的，還有對於當一個「學生」來說，我也算是安份守己的。這都是我那嚴謹受律的家庭調教出來的。

小學三年級，第一次聽到男生有性暗示的字詞罵人，雖然聽不懂，可還是覺得很難聽，一直到小學六年級，男同學罵得更頻繁外，也聽到女生罵，我心裡的那種非常不舒服的感覺一直纏繞心頭很久。我連聽到我弟不知道怎麼學來的，在家裡講了句髒話，都忍不住罵他，還想動手打他。那是種很制約的反應。

可是人真的都會變的，前兩天，我因為工作到一半電腦突然當機，竟然很快地反射出一句S開頭的話，同事們紛紛停下手邊的工作看我，公關主任忍不住說：「啊！你說髒話。」我就很奇怪地說：「有什麼了不起的嗎？」我不知道是因為罵髒話本身是件不好的事，還是因為他們想不到「玉女」會罵髒話。不過，像這種反應常發生在我和我同學身上，大家都習以為常吧？（不會就是我大學同學影響我的吧？哈！）

昨天，看到某綜藝節目出現了一個大帥哥，我即刻的反應是：「Cow！好帥。」我是真的這麼叫出來，後來想一想，正常的反應應該是：「哇～好帥。」我真的反省一下，是因為帥到無可自拔，所以連「哇」都不足以表達我的熱情，才用那個C開頭的字嗎？

有的時候，這也只是一種小藉口而已，事實上就是我已經變成個非常不大家閨秀的人，因為諸如此類外加HIS MOTHER’S我常不知覺地脫口而出，甚至在氣憤難當的時候，我還會咬著牙狠狠地講出那個最難聽的字。

以往，我可能會覺得那是一種刻意地炫耀，炫耀你酷、什麼都懂、能混，可是我自己倒是真的感覺不出是這樣子的刻意，它就是很自然地從口中冒出來，宛若丸尾在說「總而言之」那樣的口頭禪。

我有個女同學跑社會線之後，每句話都能挾一句髒話。有次，一個同學遇到她，跟她說話，後來忍不住說：「喂！你不要每一句話都有X，好不好？」我那個跑社會線的女同學說：「X！我哪有！」

2001-01-06 00:03:38

如果問我「大醫院小醫師」裡，最感動的一部份是哪裡？我可能會舉出很多很多，包括醫病關係、主角的深情、師生間的情誼(心臟外科那幾集)，那些都是會讓我眼淚一直留的戲碼。只有一個部份，是讓我打從心裡就會笑出來的，就是「友情」。

日劇風行後，哈日族的口頭禪是「要幸福喔！」，「人間四月天」效應是，大家說話耍文藝，「大醫院小醫師」又會造成什麼現象呢？大概就會是那句：「同學，加油喔！」

「同學」這層關係是很奇怪的，既是親，又不是太親，當一個人說某人是他的「同學」、「朋友」、「好朋友」，其實是可以顯見遠近親疏的差別，同學不一定能當成朋友，而朋友不一定會是同學。可能同學四年，說的話沒有超過四句，也可能連名字都忘了(我常做這種事，挺丟臉的)。同學，有的時候只是一種攀關係用的名詞，但有的時候，卻像是備而不用的強心劑。

和小學同學，保持著的是童年的回憶，什麼時候一起玩鬧、惡作劇；和國中同學談的，可能是某個老師好兇，班上哪個男生最近如何；和高中同學談的，可能是可怕的聯考壓力，或是變胖還是瘦了；而大學同學，就比較複雜一點了，他可能和你仍維持朋友關係、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對手，更可能是你的主管。

「同學」是個名詞，很少被當成稱謂，但是畢業之後，我卻習慣一拿起電話就說：「喂！同學！」(偶爾故意台灣國語一下，變成「同協」)，離開學校之後，「同學」這種關係變成異常地「親近」，叫聲「同學」，相對距離拉近許多吧？

「同學，加油啊！」我這一年多以來，常對同學說這句話，對成為我同事的同學、對同行的同學，每每聽他們訴苦後，我就會加重語氣說：「同學．．．，加油！」就像在劇中那些在醫院裡穿梭的實習醫生，見了面互相打氣一下一樣，在那種緊張的、忙碌的、壓力大的環境下，遇到熟悉的、和你承擔一樣的壓力的、有著同樣的處境的「同學」，已經不需要再多的言語訴說，通常只要一個眼神、一句話、一個鼓勵，就可以像吸了大口的氧氣一樣，再繼續下去。

有首歌：「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所有小人物、各行各業的酸甜苦辣，並不是一本書、一部連續劇就真的讓人了解的，僅管如此，我心裡都忍不住地想：「要是我們這行也被拍成連續劇多好！」（請注意，品質要一樣好，不是那種歹戲拖棚的灑狗血連續劇）沒入這行的同學，僅管新聞學考一百分，還是停留在他們以為的、期望的媒體環境中，更別說是其他人了，所以那份孤獨感、勉力想維持的屬於自己的尊嚴、道德意識或是想大聲說話、或是完全看不下去別人的天真理想，也只能全化為那句：「同學，加油啊！」幫助不大，但那是孤獨的大海中，勉強可以攀住的浮木，讓你知道，「至少還有我啊，同學」。

我的同學，有的人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名字，有的人可以在平面刊物上看到名字，我都會很驕傲地跟別人說：「我同學喔！」真的是一種「驕傲」，不管別人可能會批評，寫得不夠好、報導得不夠深入，但我仍以我的同學還努力地、認真地在工作崗位上，承受一種我可以想像外的無法想像的壓力及競爭，而他們，還在那裡。

同學，加油！

我住在市政府旁。要離開市政府往別的方向，是一種自找麻煩的行為，其實，我早就想到了，所以幾天前還一直說我不想出門，只是，真的到了捷運站，那種恐怖的感覺才真正從腳底升起。

因為我易於躁怒，所以對於人群有種說不上來的厭惡，也許是我喜歡和人保持某種安全距離吧！所以，當我處在一個人與人之間緊黏在一起，互相推擠的情況下，我的火氣會開始節節升高。

從市政府站開始，我的目標是台北火車站，同學們已在那邊喝咖啡閒聊著等我。我要走下捷運站的腳，已經舉步甚艱，我也不敢想像會有多大的人潮，只好眼睛一閉，隨人潮推移。果然人很多，但是是出站的人很多──台北市政府一直是跨年的好地點，特別是今年還打起廣告來──我剛好是往相反的方向，因此還有個位子可以讓我坐著看書。

走下捷運，我的惡夢竟然才開始，台北火車站是兩條火熱捷運線的交會點，往淡火及往市政府的人多到，整個月台都有往下垮的危險，這種可怕的情況，可從許多義工必須在電梯及月台上「指揮交通」看得出來。我還不時聽到廣播：「各位乘客，由於人潮過多，捷運系統不堪負荷，請大家考慮一下其他的大眾運輸系統。」我頓時火氣不知道該繼續上升，還是捧腹大笑：捷運站竟然要請大家去坐其他大眾運輸系統？

總之，我是被人潮推上平地的。一到集合地點，我一邊喘氣，一邊把氣發在同學的身上。於是，為了避免我再不爽，同學們一起往人潮最少的地方移動，我們步行到中正紀念堂附近的小巷子途中，竟遇到了施明德，他正穿著蕾絲邊的襯衫加件筆挺的西裝，準備搭計程車。同學眼尖認出了距我們約２０公尺遠的施明德，一位女同學忍不住興奮地大叫：「施明德！」施明德坐上計程車前，轉頭過來對我們招手笑了一下，隨即離去。女同學興奮極了，我好笑地對她說：「叫施委員比較好吧？小姐。」她說：「我好喜歡施明德，我們應該給失意政客一點鼓勵。」我差點昏倒在馬路上。

我們走到中正紀念堂吃飯，再走到大安森林公園，後來又走到台大。我一邊走一邊說：「真是要命，走那麼多路。」但是，因為性子急的關係，我又走得很快，遠遠地將眾同學拋在後頭一大段距離，還好陪我走的是一個酷愛爬山的男同學。我後來問同學：「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啊？」果然被k了一頓。

雖然選擇遠離人群，可是我還是得回家的，於是，我還是要坐捷運經過火車站，到台北市政府。往市政府的人竟然那麼晚了還多得可怕，我又被狠擠了兩次，到了市政府站時，人全部下車用奔跑的方式。我故意慢慢走，聽到一群年輕人不停大喊：「還有八分鐘。」我正皺緊眉頭時，廣播聲來了：「請不要在月台上奔跑，離１２點還有１０分鐘，請各位不要驚慌。」

這次，我沒有那麼生氣了，竟然嘴角開始笑了起來。真的很好笑，很好笑。在２０世紀的最後一天，離１２點前１０分鐘，我突然發現關於這個世紀及這一天的好玩的事。

走出捷運站沒多久，還慢慢地走在馬路上時，空中就因為「時間到」，而爆出美麗的煙火，它只有一瞬間，就跟人們的快樂、驚慌一樣，最後，還是要擠回捷運擠回家，在被窩中慢慢溫存２０世紀的回憶，還有做著２１世紀的夢。

距離新世紀還有一個小時，我坐在台一冰店攪動著我的綜合果汁，問同學：「跨世紀有什麼了不起呢？我的意思是，不過就是換個數字。」同學頭抬起來看了我一眼，我繼續說：「只是換個數目字開始算，時間是歷史的，不是我們的。」另一個同學接話：「對啊！明天起床後又不會變聰明。」最後，我們把結論歸於：「人是儀式性的動物。」

看著錶，時針分針都指著１２，天空中出現璀燦的煙火，眾人連交通警察在內，莫不抬頭望著天空，我心裡想：「真空虛。」雖然好像那麼歡欣鼓舞，可不過是吸食一種叫希望的麻藥，在這段時間內暫時忘了一切的不快與不安。學生們忘了期末考即將來到、大家也都忘了才沒多久以前的紛擾，彷彿過了１２點，煙火一放，一句：「２１世紀來臨。」就可以像以前作文演講稿上的千篇一律的：「２１世紀即將來臨．．．。」展現出這個世紀的來臨將會給我們一個不一樣的世界。空中的煙火具魔法師的效力。

一群同學行經信義路及新生南路口時，遇見了一個殘障的老人，他一個坐在輪椅上賣著自己出版、自己寫的書。我們好奇地靠近他，翻閱了那些書。因為具有強烈的新聞系學生的本性，誘使我們想知道他的故事，以及他說的話。同學果然劈頭就問：「你覺得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老人困難地說出：「延續。」他覺得讓生命延續是最重要的事，很多事都必須靠一代一代地接力傳承，才能夠把事情做好；同學繼續問：「生命中最困難的事是什麼？」老人此時已無法發聲，只好勉強地拉高聲音說：「失望，當你對一切事情都感到失望的時候，什麼事都會很困難。」不免俗地問了老人的新世紀心願，他希望能夠推廣出版及文化志業，當然，這也要靠下一代慢慢幫他。

在這麼熱鬧的一晚，他一個人隱在人群裡，做著他八、九年來每天都在做的事，「延續」大概就回答了我對跨世紀的不解，「失望」也點撥了我以為這只是一個短暫的希望麻藥。

和同學們圍在一家不起眼，卻高朋滿座的小店裡圍爐吃飯時，忍不住地話題始終在「過去」。同學嘲笑我不停抱怨走了那麼多路，似乎失去大學時「美食團」的精神（為了探訪美食，是可以到處跑的），我不以為然地說：「那是２０歲前的事，我現在過２０歲好多了。很快的，那就是上個世紀的事了。」

很巧的，我們所圍的那桌，旁邊就是一個大日曆，上面的數字是綠色的３０，及紅色的３１，在那張日曆下面有本嶄新的、厚厚的日曆，我們都忍住手癢、克制住想動手撕它的衝動。在我一直懊悔沒帶相機之時，同學說，這是個很特別的日子，所以這天做的事情都不會被忘記的。（包含這一天我第一次吃茄子，哈！）

是啊！那一天走好久的路，在大安森林公園和另群同學集合，一起幫著另一群陌生人中的壽星過生日──竟引起露天音樂台觀眾席上的所有遊客，隨同我們一起唱生日快樂歌起來。我挑釁地跟同學打賭，沒想到他真的跑去和一個１５歲的小妹妹說，在２０世紀的最後一天想和他交朋友，兩個人還交談甚歡（其實那麼小妹妹傻愣地站在那邊不知所措），害我請了一頓消夜。

他們是一群跟我一起跨世紀的朋友，從上個世紀的友情續到新的世紀，故事也從１９８５年講起，直到２００１年還會再講下去，不會因為日曆又撕完一本而不同，也不會因為歷史又加添一頁而改變。一種不止停的「延續」。

【以下將會提到一部電影：「驚心動魄」(unbreakable)，如果不打算去看，或者是知道結局也無妨的人，可以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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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上的新聞英文，是一個美麗的老師教的，她給我們的教材很特別，絕大部份都是生物醫學等的英文新聞，因此，我記得很清楚：１９９７年，第一隻複製羊桃莉出現。

就在今年六月，科學家們宣布人體的基因定序已完成大部份。要是基因密碼被解出來，人類將進入一個相當駭人的新紀元。現在的基因食品還算是小事，當基因醫療進入情況，能不能想像，只要改變基因裡的某些部份，人就可以長生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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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久都沒那麼亢奮了，亢奮到很想一直唸，剛巧明天是周日，不用上班，我不用早睡，再加上對金馬獎的超級意見，所以就忍不住地碎唸起來。

先從星光大道開始。不怎麼有秩序，主持人匆匆地問，又匆匆地推走，常有顧此失彼的狀況，感覺蠻亂的，讓我覺得很慘不忍賭。不過，星光大道只是噱頭，不是重點，所以，就睜隻眼又閉隻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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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老媽打電話來，第一句話是：「你在外面嗎？」我說：「在家。」老媽說：「喔！我跟你爸以為你跑去看金馬獎了。」

我家二老超級了解我，有一次很晚接到電話，老爸問我是不是剛回家？我說是啊，他就說：「看電影去啦？」我沒有否認。因為他們只要晚上找不到我，我多是泡在電影院裡。像金馬獎那種熱鬧，我家二老也覺得我一定不會錯過。只可惜我沒票，不然真的不會放過。惟一一次有票去湊熱鬧，還是大四那年的金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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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到新竹出差，參加那個活動的人都住新竹，只有我一個人從台北獨自前去。一個小姐跟我說：「你好勇敢，一個人到新竹啊！」

兩個月前，一個人到中南部去訪問，幾乎每個人都對我說：「你好勇敢。」我以前的同事嘲笑我那「背著大包包跟相機」就東跑西跑的感覺，很像井口真理子。別的同事還對我的自以為樂感到百思不解。

　真的是蠻難解釋的，而我真的愛死這種感覺了。

　一個人要去邵族的時候，我老爸老媽堅持送我去，我硬著脾氣不肯，非要自己轉好多次車去。他們都不太了解，有人載去有什麼不好？更何況他們對南投熟得很。我不要就是不要，為此跟我媽鬧得不愉快。雖然最後是妥協了，由爸爸的學生載著我、媽媽跟媽媽的朋友前往，但我一路上都板著臉不說話。趁我「假寐」時，我聽到媽媽對著爸爸的學生唸我不知道在「裝什麼清高」，爸爸的學生則跟她說，我是因為太獨立了，大概無法接受太多的「依賴」。後來爸爸的學生私下勸我，當媽媽的很久沒看到女兒，總是想要關心想要付出，叫我不要拒絕了。

　為了「獨立」這件事，我跟我媽爭了幾天，到現在我媽還是不能理解，我為什麼要堅持一個人去邵族，一個人去排灣族、去屏東萬丹？一切只因我是「一個人」。可是，我就是很享受一個人旅行的樂趣，一個人翻地圖、一個人想辦法、一個人解決問題的快樂，還有旅途中大部份時間都沉默著的喜悅。

　跟一群同學去玩，總是「興奮」的，因為一裙人在一起就是熱鬧，管它去哪裡都好玩。我第一次只帶一個伴去玩，就是去英國的時候。那個朋友國外旅遊經驗豐富，所以，我第一次不跟爸媽出國也不怎麼怕，一直到腳都踏進倫敦了，還不知道要住哪裡？怎麼坐地鐵？還有那本旅遊書連翻都還沒翻過，都還是覺得很快樂。因為，一切都是「探險」──果然很探險啊！六點離開機場，一直搭錯地鐵，到１１點多才找到住的旅館（還不太滿意，隔天一早又托著行李找旅館）。

　我媽總搞不懂我那「走錯路」的哲學到底是怎麼來的？我總說：「你走錯一條路，以後就多認得一條路啦！」這真的是經驗談，我在倫敦第一次學會看地圖、使用地圖，為了找到地方，必須看著地圖，還要多走幾步冤枉路，可是那樣子的「浪費時間」，換來的都是「又一村」的快樂。後來到蘇格蘭，我們根本就是亂走。

　那次的旅行，我帶著一本大本子，走到哪裡就寫到哪裡，偶爾還要跟朋友聊聊天，聊完天空著的時候，就又寫。如果不寫下來？把自己的感覺做著整理，那麼我也不會至今仍對英國那麼留戀。我感謝我的旅伴，不斷地給我空間讓我偶爾發發呆、寫寫東西，或發表一些有的沒的心得。

　後來一個人到紐約，照樣天不怕地不怕，每天阿玲都擔心我一個人在外面晃會危險，我倒是很無所謂－因為天天有豔遇，哈！－一個陌生的地方，給會讓人的感覺更敏銳，我可以專注地看著一個畫面，在心裡發表我的長篇大論，然後就很快樂。一個人去看電影、一個人去跟警察問路、一個人去買熱狗、一個人去搭公車．．．。

　然後，我就開始愛上一個人去旅行、一個人去看電影、一個人去做很多事情的感覺，彷彿上了癮、就戒不掉了。開始討厭干擾、討厭太多關心，也開始不能理解為什麼別人對我說些：「你好勇敢。」之類的話。特別是，我不過從台北到新竹出個差而已？以前曾有計程車司機為我感到心疼，只因為我離家背景到台北唸了四年書？我大概看起來真的太「黛玉」了。

我一直覺得，人戴什麼眼鏡去看世界，世界就會不一樣，要是把人想得太醜惡，就會變得很沒安全感，也不會快樂。

　我們都很容易被一句話影響，然後難過個半天，或是可以因為一個表情，就覺得幸福得想飛上天，或是被一個故事感動，或是因為一個新聞而氣憤。如果不能禪定，大部份的人都是被外面的世界牽著走。

　你不能決定地球的運轉，可是可以選擇你戴的眼鏡。

　如果，我很那麼一點點的樂觀，那是因為，我很能看到很多感人的、可貴的事物，然後在心裡放大。我永遠記得今年夏天的開始，我從新竹出差回到台北，當時我舉步維艱，一點都不想回到辦公室。我所想的都是工作上的紛紛擾擾，還有主管是多麼地豬頭。在松江路口下車，要過南京東路前，看到了一個義交在指揮交通，而一輛貼著義交標緻的計程車，在路口停下來，跟那位義交打招呼，說聲：「您辛苦了！」那個時候，我覺得很感動，就想：「為什麼有人可以義務地付出他的時間及關懷，有些人（我的主管）卻沒有什麼人性？」

　還有一次在烏煙幛氣地台北市大馬路騎車，正心浮氣躁不耐煩的時候，看到路邊一個清道夫，走幾步就彎下腰，仔細地看看路面有沒有髒東西，還順便撥一撥路邊的小草。當時我專注地著他，想：「希望他小心一點，不要被車撞到。」然後綠燈亮了，往公司的路上，我竟神清氣爽起來。

　我一直不覺得社會上有很多罪惡，所以聽到什麼「陰謀論」、「妖魔化」有的沒有的，就會不自覺地反感。為什麼每個人都要去放大別人的不是、誇大自己的委屈呢？為什麼不去放大可愛的地方、還有每個人努力的一切呢？為什麼政治人物就是「作秀」、媒體就是慫動呢？

有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叫趙永清，他的知名度或許很小，因為他很少曝光，可是我卻常看到他。第一次看到他，是大一參加國會助理培訓營，他來講課，當時對他的印象就是「陽光立委」，因為他推動揚光法案。後來每每看到他，都是他帶著親切的笑容，出現在各個生態保育的活動及團體裡。每次看到他，我都相信政治裡是有清流的，也比較喜歡國民黨一點。

　社會上還有一個很大的清流，大家都不會否認的就是慈濟。大學時，有同學跑慈濟醫學院的新聞，他們就常質疑慈濟體制太龐大了，裡面一定有些錢被污或幹嘛，或去質疑大體解剖（這是輔大的老師質疑的），或是要抓裡面體制的問題。當然這是應該要有的懷疑，因為這不是個把誰或某些團體權威化、神化的時代，可是，我都會想：「為什麼要把人想得這麼壞？」

　至少，因為慈濟，我們會相信社會上還是有犧牲奉獻的一股力量，至少，我們可以知道，我們該謙卑。最近看些生物學、火星等等的書，發覺人類太狂妄了，自以為是萬物之靈，把自身的利益、情緒、意識型態不斷地放大，卻沒想到其他默不作聲的人、生物。

　高信疆曾問證嚴法師怎麼看世界的，上人說，一般人看世界，就像把小花小草放在白紙上看，真正的觀者是把它放在玻璃上看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在白紙上看花草，花草是獨立的沒生命的，看不到它後面的因果與背景，真正的觀者，把它放在玻璃上看，玻璃是透明的，因此可看到花草與天地自然的關係，處處透露著生機及因果，花草就不會只是花草了。

2000 11 18

今天下午，我到台北市政府禮堂聽珍古德博士的演講。在在門口掏錢買書拿簡介時，個子不高的博士從我旁邊走過，工作人員連忙叫我湊上去讓她簽名，我趕不及因而作罷。

　一進禮堂，坐著等演講的感覺讓我很感動。整個禮堂都是滿滿的小學、國、高中學生（當然要穿制服才知道是學生），大學生、社會人士，還有老人大學的學員們。市政府大禮堂相當大，大概是兩層樓半的高度，座無虛席不說，連走道上都是人。不管是要來上課，還是因為作業，至少是有老師、有同學關心生態保育的問題。

　當珍古德上台時，你真的很難想像這麼瘦小的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就花了４０年為生態保育而奔走，奉獻她的青春在當時仍是黑暗大陸的非洲。聽著她柔和的聲音，說著她的故事跟心得，講著每隻猩猩的名字像是呼喚自己的孩子，像個媽媽似地叨唸著每隻黑猩猩的個性、脾氣．．．，我突然想到一部電影──本能反應（instinct），安東尼霍普金斯主演。

　那部電影中，安東尼霍普金斯演一個教授，到非洲叢林裡去觀察猩猩的生態，本來猩猩不太能接受他，後來竟把他當成一家人。有一天，濫殺的人類要來捕殺猩猩，安東尼霍普金斯為了保護猩猩，殺了獵人，不料在衝突中，一個人準備殺死安東尼時，那個猩猩的頭目竟替他死亡，那種眼神就像是辛慰：「還好！我的家人沒事。」安東尼霍普金斯因為殺人罪嫌被捕，但他始終不說話，不說發生了什麼事，偶爾會抓狂，因此警方認為他得了精神病，請了精神專家小古巴古汀來。在許多的轉折後，小古巴古汀知道了這個故事，也「不小心」放走了他。

　我看這部電影時，真是哭得一踏糊塗，還好是一個人去看的，所以一個人就躲在戲院的角落，用頭蒙住臉哭個痛快。珍古德也有類似的經驗，起初黑猩猩怕她，直到一個叫灰鬍子大衛的猩猩接納她，並帶著她認識其他的猩猩。她為他們每一個人取名字，跟他們一起生活。

直到，人類開始破壞環境。原本未開化的坦尚尼亞的山禿了，開始發生戰爭，那裡的人也開始要補黑猩猩開始。有一張患燈片讓我看了很難過，那是一張我們可以在很多電影看到的穿衣服的小猩猩，那隻猩猩穿著網球裝，拿著球拍穿著鞋襪。以往，我都會讚嘆：好可愛！珍古德說，那隻猩猩的牙被拔了，為了穿人的鞋子，他的腳其實是一跛一跛地受傷了。人們把猩猩當寵物、用到娛樂事業，當他們沒用時，他們就進了實驗室．．．。

　就像我幾天前看到的「喜馬拉雅」，那種人和自然相互依靠也彼此相信的感覺，現在還存在嗎？象神造成淹水，是颱風的問題嗎？賀伯毀了個林肯大郡是颱風的錯嗎？所謂的「文明」到底是因為犧牲多少才換得的？人類的安定繁榮究竟是一種假相，那種假相是以破壞他「人」的生存取得的。

　諾貝爾獎怎麼來的？發明原子彈的諾貝爾後悔他發明了這個大禍害，因此設此獎，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和平獎」，他的後悔有用嗎？（其實身為中國人還是要感謝他一下）張俊雄停建核四那天，也以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來說：「我一生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簽署一封支持製造原子彈的信給羅斯福總統。」

　當一堆所謂的專家質疑政府說的「保證七年不缺電」時，還附說「沒有遠見」，說實話，看到那堆數據就頭昏的我，完全搞不清楚到底會不會缺電，但是對於那句「沒有遠見」真的是冷嗤了一聲，如果你們的眼光可以放遠到七年後，那麼能不能放得更遠到你家前門放著核廢料，再來放屁！

　如果高科技產業需要透過不停地建廠來增加經濟發展，因為要經濟發展所以急需用電，那麼我很想知道「知識經濟發展會議」是開假的嗎？台灣的勞力早就不便宜到紛紛外移到對岸了（所以，快三通吧！），一個超有口碑的kimo，隨隨便便就可以被yahoo吃掉，「知識經濟」在哪兒？不思慮產業轉型，還以為台灣真能靠代工撐七年？

　再來，大家為什麼怕缺電？因為電腦不能用、電視不能看、冷氣不能吹，因為自己的享受換來後代子孫的難題？為什麼文明越來越發展，生活越來越富裕，要求就越來越高？也越來越不快樂。

　這個世界好自私，自私的結果必然要付出代價。當山林反撲的時候，你敢大聲地罵政府無能、罵老天無眼嗎？

2000 11 14

我的第一個call機，和第一個手機都是父母送的。第一個call機是我上大學時，我媽媽買給我的，用了四年，直到畢業那一天，call機的液晶顯示已經壞了。我媽媽給我的大學畢業禮物，是一支Nokia6150的手機。

我處於被動接受的狀態，心裡完全沒有要擁有通訊設備的念頭，但是我實在太「野」，我那再保守、處在流行尾巴的父母，還是蠻懂得要弄一些東西來「追蹤」女兒。

Call機，可回，可不回，但是手機常就沒有選擇性。我在擁有手機的第三天，就發表了我的「討厭手機宣言」：我討厭到哪裡都被找到，討厭沒有選擇的餘地。我更討厭非上班時間，被老闆call。

手機有手機的「制約」，我最常聽到的就是：「你在哪兒？」、「你在做什麼？」，可能是職業病使然，我的第一句話總是：「你方便說話嗎？」因為手機的無所不在，因此，幾乎不能拒絕或不接聽任何來電，所以，我常在最忙的時候，會接到一通「溫吞」的慢聲的問候．．．，而除非我真的不能聽電話，否則多半不好意思拒絕，慢慢地咧，但心裡相當地急。

可是，我的工作屬於不能關機的那種，因此，會在記者會上、座談會時、採訪時、趕稿時，在忘了關機的情況下被干擾。說實話，心裡是相當不舒服的，雖然還是應付一下，卻還是會想說：「這是我的工作時間吧？」

重點是，手機聲好吵！

大四時，有次期末考時，我一向別在腰上的call機不庭地振動，關了又振，振了又關，氣得我一考完衝出去回電話罵人，再之後就把call機丟包包裡。但是，經過手機制約後，要是沒接到電話，又沒留言又沒有來電號碼時，心裡就會覺得怪怪的失落，所以，常怕漏接電話。

手機，讓每個人都習慣了「不漏接資訊」，僅管是不想接受的。

大四時，法規老師上課開宗明義的話就是，大家不來上課沒關係，他不會點名，不過，就是不能讓手機響，否則全班以連坐法侍候。自始至終，我們班只有一個同學的手機響過，老師果然很記得他，而他手機一響，同學們真的以相當怨恨的眼光瞪他。

這個老師，真聰明。學法律的人，果然清楚如何維持紀律及品質。

雖然現代人都被先進的科技所制約，無法避免地要打手機，講手機；而一般而言，除了電影開播前會以影片提醒觀眾「關機」的美德，但在公共場合，一般人仍不會注意手機禮儀──特別是像我們這一行，沒有邊打邊播報就很不錯了──但是，如果盡可能的話，在公共場合，如捷運、火車上，請不要講電話，打電話的時候，也請注意到別人的方便性。

那句「你在哪裡？」最好是想知道「你在的場合」是否是個可以講話的場合，就如同我們會問聲：「你方便說話嗎？」

一個聽到手機聲就開始精神緊繃，暴躁的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