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分別在佳暮、大武及阿禮進行義診，路竹會義診團持續著把醫療器材搬下車、廚房開伙、各個義工分別張羅自己的醫療器具與各種準備，儼然像是一到生產線。時間到了第二天，氣溫依然沒有升高，而眾人的疲累也寫在臉上，但是，當車隊開進阿禮時，眾人興奮地叫了出來。因為，從車窗望出去是一片雲海，車窗外盡是濃厚的大霧，隱約綻放的山櫻花，讓大家錯以為進入仙境。

阿禮是魯凱族部落，海拔約一千五百公尺，從三地門鄉進入需要辦理入山許可證，是相當難得遊覽之處，美麗且靜謐。魯凱族有一個傳說，一個獵人朝四方射箭，只有往阿禮方向的箭飛了出去，獵人追了過去，獵人在阿禮這個地方停留不走。因此，魯凱語中的阿禮有「流連忘返」的意思。曾經相當熱鬧的阿禮，因為人口外流，而顯得沈寂。

原本往阿禮之路便窄得僅能容許一輛小巴士走過，2005年海棠颱風讓阿禮等部落嚴重走山，讓外界與阿禮間的聯繫更薄弱。路面隨處可見的坍塌，還有變形的山壁，讓阿禮更顯得寂寥。路竹會義診團行走在崎嶇坍崩的路上，雖然辛苦，但也有意義。

午後，來到位於南大武山的大後部落，靜謐的部落社區只有老人與小孩處理著準備販售的小米。一大包小米只需一百元，義工們為這種揮汗收穫的價值叫屈。

一邊忙著義診的準備，一邊享受著部落石板屋建築風情，還沈浸在這種寧靜安詳氣氛中時，患者已經排隊等候。不同於泰武國小有著眾多嬉鬧的小孩，大後部落多是老人，看的也是內科，因此，牙科醫師顯得相當悠閒。牙科醫師洪梓淵說，「小孩因為還在發育，需要看牙醫，但是老年人身體病痛比較多，所以需要看內科。」路竹會義診地區小孩多還是老人多，可以從牙科是否忙碌的情況來判斷。

這一系列文章是我跟隨路竹會到高屏義診所寫下來的記錄感想，因為被編派的工作是「田野調查」，不是很清楚這樣子的工作應該交出怎麼樣的紀錄--對人類學畢業生來說，田野調查似乎應該要更深入一點--所以，我寫了一篇類雜誌書寫體，分三次放在自己的部落格（不小心寫太長了）。文末順便放個人的心得，讓大家認識屏東山區的狀況以及義診的故事。

以往，高屏地區義診被視為最容易走的一段。雖然距離遙遠、天數較長，但在筆直的高速公路後，車隊行走的仍是水泥道路、山路，堪稱是舒適之旅。2006年一月，路竹會邁入第十年的第一趟義診，再次回到屏東山區，卻沒想到迎接路竹會義工們的是崩塌的山區道路—2005年夏天海棠颱風襲擊的後果—顛簸而行後，忍不住想起劉醫師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雖然路竹會累積了一百多次義診的經驗，但還是會不停面對新的狀況。」

幸運的是，路竹會在大武山上的老朋友們尚且安好，而新加入的義工也很快地習慣這些狀況，並且樂在其中。

12月17日下午，和「五年級」的朋友一起吃火鍋，慶賀何烏龜囊括了本年度的各項新聞大獎。那天晚上，伯軒媽媽對我說：「你放棄新聞，讓我有點失落。」在伯軒媽媽心中，我是一個非常有新聞感的人，可以即時寫出我對發生沒多久事情的評論與心得。嗯，我自認那個新聞鼻還沒變遲鈍，不過，那種立即寫作的衝勁已經不再了。12月17日當日下午的活動，我拖到一個多星期後才寫……，唯一勝過新聞烏龜的，大概只是「努力更新部落格」這件事了。

那天該被寫出來的，並不是火鍋，也不是烏龜，而是智邦的一場讓達觀部落廚房活下去的活動。根據遊戲規則，參加者都應該寫出一篇東西，而看著別人寫出來的文章，我頓時瞭解當初為什麼我喜歡在第一時間內寫出評論與心得—因為話不會被別人搶光。好吧，現在的問題是，我應該談什麼東西？

 無法談美食，因為，我幾乎沒吃到東西。那天跟著Roach到了智邦，時間太早，無聊的我與伯軒媽媽，捲起袖子當起了志工—好吧，我承認，捲起袖子做事的是伯軒媽媽，我是捲起袖子拍照。伯軒媽媽忙著接受指導幫忙擺飾食物，我在旁邊東拍西拍，問東問西，還順便抓了幾把菜試吃，但是那一天，我就只吃了那些試吃的東西。班長和達觀的媽媽為了甜點沒做好的事小拌嘴，我只好奉命吃了「長得不漂亮的甜點」，讓「漂亮的甜點」能有機會上舞台—你們一定不會相信，那道「酒釀果凍」就讓我接下來呈現半醉的狀態，無法繼續吃東西。

首頁換上了John Lennon的imagine，以紀念逝世25週年的John Lennon。值得思考的是，當年他鼓吹反戰，抨擊英美兩國的戰爭行為，他死後的25年，戰爭依然沒有熄火，而主角仍然是英美兩國—今天報紙上報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品特（Harold Pinter）抨擊英美發動伊拉克戰爭—當然，歷史不是停滯的，只是時間還沒有久到讓霸權易主。人類生存的這不長又不短的時間軸上，戰爭從來沒有歸零過。

以前很崇拜漢武帝之類的君主，豐功偉業的成就會讓人看不見一些東西，智識漸長之後，只覺得嘔心—就像看著號稱正義的布希的嘴臉一樣。

三年前到越南旅行時，聽著越南導遊在下龍灣（北越）對著一群外國人批評中國霸權，指著彈孔訴說越南人如何艱苦奮戰，雖然不把自己當成中國人，但石壁上分明就是我能讀懂得中國文字，我竟也一陣羞慚，我和同伴對著同行的西方人說：「我們是台灣人，不一樣喔。」在南越時，越南導遊細訴著越戰時，越南人如何忍辱負重，而美軍如何在越南人咬緊牙根下敗戰而回—美國旅客在陷落的坦克車前沉思，一如我在下龍灣石窟裡的羞愧。當然，我們站在越南的土地上，只能聽他們數落他人的不是，而沒有參與戰爭的我們，卻難免有種複雜的情緒，畢竟越南的痛苦是真實的存在，即便越戰時，我和那些美國人都還沒出生，但我們似乎不能夠忽視這種痛苦。

人類啊，真是一種太多情緒、太多想法，又太無能為力的動物。人和人之間相互關聯著，所以，只能被動的捲入一種爭鬥的歷史結果當中，沒有辦法掙脫。

人類學和社會學都很喜歡碰觸「結構」這種東西，讀著讀著，通常都有一種灰心的、無力的感覺。因為他假設有一個龐大的結構在那裡，人是沒有辦法掙脫結構，而成為一個真正的主體的。於是，你只能被擺佈著，被政治意識擺佈、被物質慾望擺佈、被世俗文化擺佈…法國社會科學家Bourdieu寫的東西，更讓人覺得無力，他用綿密、瑣碎的字描述部落裡人們一天的生活，而人的一生就擺脫不了這些—即便你是村長或是富翁。人的描小在於他無法改變自己身為一個人類需要的東西，無法改變文化給他的制約，更沒有辦法改變眼前所見的不公不義。

當然，歷史上有很多「偉人」，他們靠著許多行動來展現他們的主體，衝破結構。孫中山是一個，甘地是一個，馬克思是一個，其實楊儒門也可以算一個，但我們沒有辦法知道行動之後，是不是改變了甚麼，還是又是一陣陷落—留名很重要，但是，他們所重視的應該是結果。只是，人類依舊在龐大的結構中掙扎、屈服。

貧窮無力的人，依然貧窮無力，是不是能靠著人的一個善念，或者一次積極的幫助行動，就能夠改變他們的命運？很難肯定。參與抗議活動是不是就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都還是值得保留。還是，其實就是一種無限迴圈，甚麼也改變不了？

是不是要那麼悲觀？我也不曉得。不過，這幾天突然聽到好多感嘆的聲音，不曉得自己有沒有力氣改變那麼一些些—例如王小棣老師寫的「看不見的傷痛縫隙 不存在的事」，那種綿綿密密的感觸就這樣在心中散開來，無獨有偶的，朋友也有類似的感覺，而部落格友（？）也自問自己到底該站在甚麼樣的位子。這似乎成了一個問題，我也這麼問自己。

連加恩曾經說自己做的事情，就像是沙灘上看到海星，一個一個的將他們丟回海裡，能救一個就是一個—也許所有像改變的行動，都是出於這樣的想法，不問自己是不是能夠解決問題，但最起碼能夠有那麼一點點努力。只是，我仍會忍不住嘆口氣：那要救到什麼時候？如同昨天「45度C天空下」，一個難產的婦女需要一帶血漿，醫院裡的只有唯一一帶血漿，即使主角想捐血，也沒有血帶可用，奔走各處張羅血帶得到一帶血後，婦女已經死亡—這似乎已經不是一個人能夠付出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突然想起每個選美佳麗在機智問答時，回答自己的心願是「world peace」，世界和平似乎是永遠的心願和口號。如果層次不要那麼高，拉下來一點點，拉到人與人之間不要互相傷害，人與人之間要平等共享…那個world peace是不是就能簡單一點點。

Imagine　　　　　　　　　　John Lennon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不若以往像是作文比賽一般
  拼命地湊著文字
  這次單純地以圖片呈現

我那位在蘭嶼做研究的學姐於我出發道印度前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參加海外醫療服務？」這個問題的重點不是服務，而是「海外」。

這是個具爭議性的問題。去年我參加海外醫療研習營（TUSO）時，也有人站起來質疑主辦者：「為什麼是海外？不是台灣。」也有很多人質疑慈濟：「台灣有很多人需要幫助，為什麼要幫助大陸災民？」這個問題也出現在我心裡。在印度時，一位醫師朋友也跟我這樣說著他的掙扎：「我該來海外嗎？」而對我學姐來說，與其飛到遠得看不見的地方做事，還不如好好為自己的家鄉、社區服務。與其廣為施愛，不如向下紮根。

此行去馬拉威前，台灣又發生一場天災（人禍？），連我自己也沒有倖免於難，很真實地發生在我身邊。看著電視畫面的自己，心裡其實很難過又無能為力的：我如果連自己的家園都沒有辦法好好照顧幫忙，又怎麼能管到其他國家的事？當電視新聞中呼喚需要醫生時，我心裡會想著：「這些醫生朋友有沒有想到要進去呢？」（註1）而我自己搭飛機所花的錢，是不是就可以幫助一些人呢？或者，我應該要開始加入一些重建工作、更認真地參與反對蘇花高或各種新建設的工作呢？這場災害考驗著我自己的信心跟想法—雖然也是不怎麼確定的想法。

此時，我同樣用一本書來找答案，於是我讀了《卡羅‧歐巴尼醫師傳奇》。

這本書是第一位因SARS身亡的醫師的傳記。歐巴尼便是那位在越南醫治陳先生，而後發現SARS，隨之捐軀的醫師。當時，他不但緊急通報了世界衛生組織這種新興的病毒，同時也因為馬上警告越南政府，使得越南成為第一個成功遏止SARS的地區。但若非讀了這本書，會以為歐巴尼的功績僅止於此。事實上，這位醫師他所做的，都是在人道援助當中非常重要的計畫，他也曾代表「無疆界醫師」（MSF）到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就職於世界衛生組織，還有發動藥品人人買得起的運動。

歐巴尼在1999年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時說：「是哪一種特質，使得助產士、護士、醫生以及訓練有素的後勤工作同仁們，都成了和平的使者？是什麼因素使得治病、裹傷變成了具有高度價值的政治活動？面對媒體的麥克風，我們可以驕傲的高呼給所有的人聽，這獎不是頒給我們這些人的，而是給我們追求的理念，那就是：健康與尊嚴是全人類應該享有的！」

這本書當中提到許許多多歐巴尼的事蹟，特別是對於藥品專利權的不滿與控訴（註2），這些數據跟事實提醒著我：「沒錯！眼光不能放在這個小島上。」我想起了許多外交役男志願到第三世界國家去的原因：彰基、屏基與門諾等醫院在台灣的故事。這些傳教士、外國人當年來台灣，用醫療以及其他援助幫忙台灣，台灣現在有了能力，為何不去幫忙其他國家？

也許很多人會嫌台灣不好，失業問題嚴重、經濟衰退、健保制度有問題……，但這些問題是發生在一個已開發國家，一個能夠用選票選出一個領導者的國家，一個醫療、社會福利、急難救助、公共衛生、地方行政機能健全的國家，這個國家不需要擔心瘧疾，不愁買不到藥，不需要看個醫生要整整走上八天，每個人都能受教育，有熱水可以洗澡（註3）……。這個國家醫藥新聞關心的是文明病，癌症、痛風、性能力、減肥藥…，這個世界百分之十的人口關心的疾病，然而影響這世界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存活的疾病，是不存在於這個世界的。台灣的問題，是可以靠著大家的知識水平還有努力，一起改善與進步的，然而，這世界絕大多數的人都是無能為力的—他們無法像南投災民一樣「走出來」，他們的世界更小，小到無法想像一個沒有貧窮與疾病的世界。

想著想著，突然覺得有點好笑，自己似乎完全忘記了這幾年來在人類學這個學門中學到的，並不是去區分他人與自己，而是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問題，都是人類的問題，沒有什麼台灣或其他國家的問題，在「全球化」的今天，怎麼樣都無法區分你我，就像台灣的「天災」一樣，過度開發所種下的因，必是全台灣人共食的果，這是生命共同體的概念，而人類的存亡也彼此相關—SARS不就是個最好的例子嗎？

註2：歐巴尼：「市場機制的運作是狠毒的，藥品的價格並不是以藥廠造價來訂定，而是以富庶市場所能承受的標準來定價，以工業發達國家人民的荷包來定價，於是發展中的國家（說得好聽一點）連最普通的抗生素都買不起。至於那些在我們這裡已經不存在，而在落後國家地區仍然很普遍的疾病，其所需的藥品跨國藥廠是不肯費時費財為他們製造的，因為無利可圖，窮人是付不起的。然而這些跨國企業，利用第三世界的窮人來試驗他們的藥品，試驗成功之後再加以註冊專利，所訂價格是窮人買不起的，就像實驗室裡的動物，用完就被遺棄。」（p.141）

無疆界醫師組織現任主席歐賓斯基：「我們不能坐視窮人付不起就只有死這一慘無人道的現象，我們不願意再聽到商業利潤比擁有健康重要，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婦女、兒童、成人因有藥可治的愛滋病、昏睡病而死亡，有藥不用，完全是人為因素。」

註2：我曾在大愛台看到慈濟志工探訪一個貧困家庭的報導，有個畫面似乎要描述這些孩子如何辛苦地燒開水，以便有熱水能洗澡。相對於現在有電熱水器的家庭來說，這似乎是個很可憐的家庭，我當時心裡想：以台灣的環境，這的確很辛苦可憐，可是，對那些連水都沒有的國家，這又算什麼呢？一位去過馬拉威的北醫學生說，他問那裡的人為什麼不洗熱水澡，馬拉威人回答他：提水是很辛苦的，連洗個澡都不容易，怎麼還有熱水澡？

因為敏督利颱風帶來的災害，我們家被迫停水四天，我似乎很能體會這種感覺，我打開水龍頭看到黃澄澄的水都該偷笑了。聽說一直到我去非洲那天，我家都不會有水，我算是提前體驗非洲生活了（笑）。

扯了一大堆後，終於切入正題了，那就是「我為什麼到拉達克」、「做了什麼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而且，也是不能以一種旅遊似的嘻哈態度說說的，因為，我不是去旅行，不是去體驗異文化，而是去實踐自己骨子裡一直想做的事，儘管我可能沒什麼實際功用，但至少這是我的第一步。

這次到拉達克，是台灣路竹會第115次義診，我從台灣路竹會第一百出頭的（國內）義診開始加入，國外義診是第一次參加。參加的原因為義診地點是我夢想中的印度，而且花費時間短，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參加國內義診時，就答應會長我會去印度義診，我這個人太重信諾，即便是會長可能已經忘記了，我還是覺得不能爽約—雖然後來從天上掉下一個去非洲一個月的計畫緊接在印度義診之後，讓我一度猶豫不絕想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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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一週，我開始看漫畫（這是我用來平衡壓力的方法），看的剛好是描寫消防隊及急難救助隊的「め組大吾」，長長二十集的漫畫主要以主角從一個消防隊菜鳥慢慢變成英雄為描述主軸，其中也不乏許多災難處理、救助的概念。看前半部時，還只是想：又是一個反抗體制的英雄！但後半部，卻藉著主角與其上司的互動，還有印尼蘇門達臘火災的國際救援的故事，給了我們一個概念：「自己最重要的東西要自己保護。」也就是說，不能夠一直期待著別人來幫你滅火，別人來救援你，或是幫你保護你最重要的東西，而是平時就應該保護自己，並且，自己想辦法保護你最重要的東西、人民或國家。這個觀念非常地重要，而這個重要性，也曾從許多海外志工的的說法中的得到證實。

看完這個漫畫後，我突然恍然大悟：我的確不應該去做什麼，但是，如果可以的話，我可以告訴他們，他們必須要自己幫助自己才行。我的心結正式打開，則是出發前一天，我一邊在理髮店剪頭髮，一邊讀連加恩的書—我從來沒想到要看他的書過，可能是因為看他上媒體很多次，聽過很多次他的演講，他做了什麼都已經知道了，覺得不需要再看他的書了。而當時看連加恩的書，其實只是為了替自己再打一劑強心劑罷了，這樣說好像很嚴重，我不過就是跟著去打混罷了，又不是去服兩年的外交役，似乎不必要搞得這麼焦慮，但我只是想知道「做了那麼多事的連加恩」到底態度是什麼？結果，我看到一樣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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