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中，侯孝賢出任金馬獎主席以來，不管問他影展的事，或是入圍得獎的事，或是誰來不來的事，他都會回答：「我怎麼知道？我只負責出一張臉。」（作勢拍一下臉）就算如此，但也因為侯導當主席，而他的臉大得如此不可思議，可以讓這麼多大牌的電影工作者前來，連直說不參加金馬獎的蔡明亮都「含笑」出席。侯導的臉超級大。

印象中，我從國中就開始看金馬獎頒獎，能夠這麼記憶，是因為對《滾滾紅塵》印象很深刻，那年，他得了不少獎。這應該是我當時看的最「文青」的電影，而後是《阮玲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很難想像當時在彰化的院線都是這類電影，不像現在都被好萊塢包圍了。當好萊塢勢力大起，我也因為社團、聯考、上台北讀書，而有了另外的滋養園地。總之，我不一定會看金球獎或奧斯卡，但每年一定都會看金馬獎，這是讓我「快速」檢閱當年有哪些好電影的時刻。華語電影。

最近腦子很多東西，吸收很多東西，但沒有力氣吐出任何東西。於是，進行一種不太需要用腦的「女巫」行為，預測明日金馬獎的得獎名單。而且我還蠻有自信我可以猜得很準，因為過去十年我都還蠻會猜的，可惜賭輸的人都沒有認輸把賭本可樂還我。

趕影展，是台灣「文青」的標記之一，也是構成要件之一。作為一個熟到快爛掉的「文不青」，除了在花蓮讀書時無法湊熱鬧外，幾乎年年都要跟著大拜拜一番，算起來大概也有十多年的瘋狂了。

<--金馬影展主席侯孝賢和兩部開幕片的導演、演員。

《淚王子》和《藍風箏》，一部是近期上映的華語片，一部是1993年完成的電影。前者導演是出生上海待過台灣香港定居的楊凡，後者是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的作品。前者是台灣香港共同合作，但以香港的名義參與國際影展，後者是日本投資在國際影展深受肯定，但在中國是禁片，甚至田壯壯還被禁止拍片十年。前者談台灣白色恐怖，後者描述文革之前中國的政治運動。

看「風聲」試映那天，剛巧是中國國慶，電視直播中國國慶大典的評論充斥在網路上，而我好整以暇地在戲院看這部所謂的「獻禮片」（導演陳國富否認這是獻禮片，並認為他一點都不「主旋律」）。

電影一開始，打出1942年汪偽政府慶祝雙十國慶的字幕，中華民國國旗在南京街頭飄揚的鏡頭出現，我和同事突然撲疵都笑了出來。頗諷刺，其實。但若不是看的時間點怪異，ㄧ般觀眾大概不會有這樣的反應。但笑點也就僅在這一剎那而已，餘下的緊張懸疑。

如同張大春在今天的座談會中說的，其實這不是什麼諜報片，這是「恐佈片」。

要在訪問導演前，先把心得寫出來，以免受到干擾。

沒辦法專心地看著每個畫面，以致於我有很多時間打開手機看twitter，所以一邊感受螢幕傳來的殘酷，一面跟隨著手機訊息對政府救災與卸責怒氣沖沖。曾經看過張純如遺作拍成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難受萬分決定再也不看這類題材的影片，不過不曉得是不是為了懲罰我不愛看電視新聞，抗拒殘忍悲傷的畫面，我總是遇到戰爭屠殺或災難的試片或是工作，而我還不能任性離席。而後我還是看完了--伴隨超多心裡的碎碎唸，在這些災難前，揣想自己會變成一個anarchy之類的。

我們在很多時候體驗了所謂的人事無常。

例如，前陣子某單位和我要了文章，介紹Yasmin Ahmad，因為他在九月要以廣告導演的身份來台灣講課。例如，六月某個周日晚上，走出中山堂大門，回頭望了一下排得長長的找Yasmin簽名的觀眾，抬頭看著星空，心想：不知道多久才能看到Yasmin的新作品，他下次好像又要說華人的故事。

我有一種不可逆的「導演品牌」堅定，導演不需要很有名，但如果遇到非常喜歡的電影，便會注意這個導演，並產生信賴感。雅斯敏（Yasmin Ahmad）就是這麼一位導演，而他特有的電影敘事風格，也讓他的電影產生一種特定的基調。
 

前年金馬影展，雅斯敏和他的電影一起來台灣，迅速累積了一群影迷。他的電影有明確的敘事主線，也有一貫的元素、親情、友情、愛情與族群，輔以迷人的音樂點綴動人的故事。當然還有可愛直率的雅斯敏本人。今年台北電影節，說什麼也不願錯過他的新電影talentime，但不可否認心中已有偏見，認為雅斯敏的電影應該還是那一套，於是決定放鬆自己在熟悉的故事線當中。

然而，沒想到雅斯敏的新電影在他特有的敘事元素中，再度超越了他自己關注的主題，親情友情的層次更深厚，連「族群」都可以更拉升延展，「生命」的廣度也拉寬。雅斯敏曾說他認為看電影是享受，不想要塞進太多社會議題，然而在他熟練的廣告導演的「想像」中，卻放入了更多值得深思的議題，而這些都讓我們看到更寬闊的馬來西亞社會。真是大噴淚。

雅斯敏的新電影，戀戀茉莉香，還有一場。錯過的朋友可以買票去看。如果你不認識雅斯敏，可看我的舊文：金馬影展的驚喜Yasmin Ahmad。由於戀戀茉莉香有大雷，看到電影中段會被擊中而震撼感動，所以，以下產生分隔線。

這幾天我非常困惑地問了同事：「為何電影新聞是放在娛樂版？電影不是第八藝術嗎？」同事想了想說，也許受到美國影響，所以，電影以娛樂與明星為重點，故而電影新聞放在娛樂版。

應AI（國際特赦組織）的邀請，我得以觀看「雲雀山莊的情人」試片，因為這是一部關於亞美尼亞大屠殺的電影，然而這片名完全看不出來，顯然片商認為這個重點是毒藥，於是在原片名The Lark Farm上，加上了「情人」，文宣上也刻意避開這些字眼。是觀眾真的不愛此類電影或是片商小看了觀眾？

「移工」議題常常被我拿來拿做「國際觀」的測試，若我們只以為所謂的國際觀是必須掌握世界政經趨勢，或說得一口好英文，就小看了這座島國原就有的豐富了。某次到高中演講時，我問台下正待翱翔的男孩們：「你們能告訴我你家隔壁的『外勞』來自哪裡？他的國家發生什麼事嗎？」

前陣子看了兩部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美國政治電影：自由大道（Milk)與請問總統先生（Foster/Nixon），兩部電影都非常精彩，可惜除了「自由大道」獲得幾項重要大獎，「請問總統先生」鎩羽而歸了。不過無損這兩部電影的價值。

比起虛構的故事，我對「真實」與「歷史」的興趣濃厚，所以比較常看紀錄片，或是介於真實與虛構間的創作。「文獻資料」堆砌而成的「人」所反應的時代，如何被重新詮釋與架構，以什麼觀點與角度來「還原」或是「訴說」？我覺得這是「歷史」有趣的地方。

歷史以往的詮釋權在史學家、作家或「說書」的手上，現在則有名嘴、戲劇與電影。而電影更是堂而皇之可藉著「影像記錄」遊走於真實與虛構的尺度之間，更值得玩味。

GVO最新一篇由香港人寫成的：East Asia: Various readings on “Ponyo on the Cliff by the Sea”大略提供了東亞幾個國家地區對於「崖上的波妞」的網路心得（主要是香港）。在此之前，我才閱讀了同一位作者於香港獨立媒體上寫的「《崖上的波兒》中的 embracing love」，對其下所附的連結大概感到訝異與愕然。尤其是香港基督徒的抗議，心想：「反應真誇張」。沒想到香港和台灣的文化距離這麼遠。

比較起來，台灣網路界對「崖上的波妞」反應超嫌冷淡，沒有多少篇認真的評論與書寫，多的是帶小孩去看的快樂心得，或是略略提起，輕輕放下（解讀波兒解讀）。即便是藍祖蔚老師也東談西談，然後輕輕搖頭一下（崖上的波妞：三個問號）。難得寫電影的Munch，也寫了一篇文章，非常困窘地表達自己的小小意見：□崖上的波妞--宮崎駿的創作挑戰□。我不曉得波妞的票房如何，不過，我想看得人應該不少，只是大概都跟Munch一樣尷尬不知道如何書寫。或者只要一句話輕輕帶過就行：看得開心就好。不應該有任何評論。

很簡單，因為他是宮崎駿。

「每一張圖片，都可以是每一部電影的第一顆鏡頭。」

這句話是「不能沒有你」的編劇兼男主角陳文彬引用溫德斯的話訴說他寫這個真人真事的故事的開始，2003年，他看到一則新聞：一位男子抱著女兒在天橋上作勢要往下跳...。當時他正在吃麵，看著電視機前面的人們嘰嘰喳喳地評論著這個新聞，他記住了這件事。隔幾年，他又在報上看到這位男子的消息，他和他女兒團圓住在一起。這則新聞，便成為他創作的誘因，讓他說了這麼一個故事。而這個畫面就是這個電影的第一幕。

這是社會底層的故事，貧窮的故事。但陳文彬堅持地說：「我們不販賣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