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風表演班的「女兒紅」中，有一句台詞，是客家媽媽看到兒子的女朋友不會講客家話，轉頭而對兒子說：「夫妻沒有辦法用母語吵架，不是很悲哀嗎？」

這兩天Sophia極力鼓吹異國婚姻時，我給了他這麼一句話。沒想到，Sophia竟然跟我說：「可是，我不喜歡吵架...。」讓我非常想把她踹回去高雄。

不過，以這句台詞開頭，絕非要討論跨國婚姻好不好，也不是要討論不同母語的夫妻應該如何吵架，而是想聊聊關於語言的事。

現在台灣的夫妻，除非對方是「非中華民國籍」，否則大部分都沒有「無法使用母語吵架」的問題。也就是說，除了自己族群的語言之外，接受過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台灣人，都會說流利的「國語」（有些人對這個用語有意見，不過請容許我忽略這個定義的問題），某種程度上，這個語言也是我們的母語--相對於其他語言。

母語的使用，應該是最自然、最不需要思考，或者在你失去防衛能力、脆弱之時，流洩出來的，代表你最原初背景的那個部份，同時，也等於是反應你最自然的部份。當然，如果拉到整個社會結構來說，我們可以說，這屬於「庶民」的語言。

對於一個本省人來說，在國民教育之下，絕對可以使用兩種以上的語言--自己族群的語言以及國語，當然，更用功一點的，可以炫炫自己的英文，或者有人家裡有接受日本教育的爺爺奶奶，他就會講些日文。又或者，如同我在屏東、花蓮多族群國小見識到的，小朋友學客家話，還要學原住民的語言。但這麼多語言，一定有一種是你最自然使用的語言，其他語言都在它應該被使用的場合被使用。除非有人想要刻意彰顯我/他的不同，便會刻意使用區分彼此的語言。例如去年10在領獎時，故意在中國時報的場子裡使用閩南語（和國語一樣，這裡姑且這麼稱之，原因應該也不用說明）。

對我來說，我自然的母語，應該是國語。雖然我父母時常說閩南語，但我被規訓得太好了，知識以國語形式輸入我的腦中，我愚笨得無法以閩南語的形式輸出，所以，我大半時間都說所謂的國語。不過，我是會聽說閩南語的人。當我發覺國語中找不到適切的詞時，回到高雄老家時，或是在「博感情」的場合時，我就會自然地說出閩南語。不過，10的故意我也感同身受，在一種非常菁英的、權威的、族群優越（而我的族群被貶抑）時，我就會刻意使用自己族群的語言，這的確是一種區分彼此的警示作用，也是一種支撐住自己驕傲的不得不然。這通常會引來一陣沉默，這沉默代表的是一種被劃破的「自然」--當你以為某種意識價值是一種強烈的共識時，語言的轉換，會戳破這個表面的自然狀態。

當我意識到我自己使用閩南語的時機時，我也開始反思我「刻意」使用其他語言的場合。

前陣子讀書會時，讀書會的夥伴用國語問我一句話，我那286的腦子卻轉不過來，一直問他說什麼？他大概說了三次後放棄，改用英文問，我聽懂了，然後對自己286的腦袋運轉感到很抱歉。他說，沒關係，286電腦的bite比較少，run英文是很正常的。

那是個非常精英的，非常學術的討論場域，你也非常容易接受每個人像嘴巴冒泡泡一樣，噗拉噗拉丟出幾個英文的詞，而你也不會想質疑他們「為什麼不好好講中文？」英文就是這樣的社會反映，一種菁英的、驕傲的、以為新鮮、與眾不同姿態，它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承載。不過，使用者並沒有意圖想要表現這種姿態，僅僅是將這樣的菁英論述，透過這樣一種外來的菁英語言，直接一起送出來。比較實際的是，沒有人有太多能力好好翻譯並且界定英文的詞彙時，直接掛在嘴邊，讓大家自然接受，是最正常的。

因為這並不是「我」的語言，它以一種有距離又假仙的偽裝姿態，存在在我的生活中。當我使用英文時，一來是不得不然，二來就是要架起一種偽裝、冷漠、距離的姿態--用白話的說法就是說，我不會用母語和人家吵架，當我生氣時，我會講英文啦～哈哈。

另一個是日文。台灣社會非常輕易就接收了日本文化，以至於許多人即使不會說日文，也還是能絡上一兩句的日文。我反倒不喜歡和別人說日文，除非真的會日文的人讓我練習會話。每次，別人刻意跟我說日文，例如接到我的電話時說もしもし，我就會非常機車的想用韓文或泰文回回去。

和英文不同，日文的使用在社會中並不那麼自然，它表示的是一種消費性的、流行的次文化語言，也就是說，日文使用的本身，其實發展出另外一種文化風格與形式。因為不是與我同類型的方向，因此，我也就不會「刻意」使用。

除了語言使用的場合與時機外，語言使用還有個可以討論的點，就是「標準」與否。

受到國民教育及莫名其妙的規訓思想，搞得許多人會在意自己使用的語言「標準」與否。例如，在意自己的國語不標準，說得一口台灣國語，或是自己的英文說得不標準，有台灣腔。我必須承認以前我有同樣的迷思，大概是參加演講比賽，老被老師教訓說要字正腔圓，讓我深深壓抑自己講閩南語的慾望，還有想要任性說話的機會。跳脫這個迷思之後，每當有人說「台灣國語」，我就會不以為然的說：「在台灣，當然說的是台灣國語啊。不然泰國國語喔？！」要是有人驕傲自己英文說得標準，我就會開始想：「那是哪種標準的標準？」（參見：誰有一口漂亮英語？）

（我說得日文不怎麼「標準」，也就是說不是東京腔--雖然我的老師都教我們東京腔。不過，我亂亂講，老師還是會鼓勵我說：「你上輩子應該是大阪人...」言下之意就是，雖然不是標準東京腔，但也是非東京腔的日本語啦，尤其是像關西腔）

比起標不標準，應該在意的是「會不會說」、「敢不敢用」，還有有沒有開放的心胸去尊重、學習別的國家的語言與文化，甚至，正視自己的族群、文化和語言。

小學被訓練參加演講比賽期間，我一度拒絕承認自己會閩南語，因為擔心自己的腔調被歧視。不過，沒多久就自己想開了，覺得自己會那麼多語言真是有夠厲害的，幹嘛自卑？（po一貫的臭屁自信法）不過，有這種情結的台灣人大概多得是。有一次，雪子跟我說他的一個台灣朋友以前都說自己不懂閩南語，因為她怕被瞧不起。雪子就訝異的說：「為什麼？會很多語言，不是很厲害嗎？」

對啊，不是很厲害嗎？

參見：台語與去中國化

＊罄竹難書

其實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阿扁總統講出「罄竹難書」時，我是沒感覺的--或者，我對他說的話已經練到入耳不聞的境界了？總之，若不是記者刻意停格、重播、強調，我根本不會在意阿扁總統有沒有講錯話。而記者刻意強調讓我反感：「常用錯成語的人憑甚麼嘲笑總統啊？」難道是想證明中文程度不好這種事情不是只有記者該被批？搞清楚，他是阿扁總統耶，雖然前陣子要大家唱國民黨的國歌，但不表示他就應該要學好中國的成語啊！馬英九弄錯成語才詭異吧。

一切都是可以被原諒的口誤，我們嘲笑記者也嘲笑一下子就忘記了，偏偏政客跟媒體就是無聊到要一談再談，把一個擦一擦就不見的小點，變成大污垢。特別是我們偉大的教育部長。我可以了解直率的教育部長面對立委質問時的「玩笑」，但教育部長還是教育部長，直接說總統口誤就可以認錯的事情，硬是要ㄠ成杜正勝新版成語，這到底有什麼意義？教導我們的學生「犯錯可以硬ㄠ」的道理嗎？

昨天看到新聞，記者沒事跑去訪問小學生「罄竹難書」的意思，小學生說負面的意思，記者又問另一個小學生：「可是教育部長說可以做正面用法耶。」小朋友回答：「不要聽他亂說。」

堂堂管教育的大部長，都被小學生如此奚落，到底是「君不君，臣不臣，師不師」五倫有三倫都不見了啦。教育，還教什麼啊？

（我對台開案實在不了解，但我只有一個沈痛的心得，以後叫趙校長學校的小朋友怎麼看他這個校長，怎麼看教育/師長這種東西呢？）

＊外來語

學日文有一種尷尬的感覺，因為有些日文和漢語發音太相近，而台語又受到日語的影響，日語又有許多外來語，所以，說講日文時，我的台語、中文及英語語庫會產生影響，讓我的語言神經打結。

有時候一邊看日劇，會一邊記下學習來的單字，通常都是外來語。而且，我都還會翻英文字典查一下英文說法。有時候我都搞不清楚，我究竟學日文還是學英文。例如，剛剛，我聽到一個メン　キャスタ－的詞，翻譯是主播的意思，我想了一下：主播是main caster嗎？不是吧？又去查我的字典，發現，英文沒有這種說法，那這句話怎麼產生的呢？日本人發明的英文啦！和製外語還真不是普通的多。有時候連日本人自己都搞不清楚。

學妹跟我說了一個笑話：
                                                                              
那天剛好跟日本朋友聊天，在場還有一個韓國人。

近來，以烏龜爬行的速度，閱讀一篇日本歷史期刊的文章，才讀完三頁，就有一種想要討論的衝動。不只如此，每看完一篇部落格文章，就忍不住想加入討論，同時會打開腦中的抽屜，翻箱倒櫃的想把讀過的東西，加入攪拌。和朋友喝咖啡聊天得到的心得，也很想拉進來摻和。所以，很多想法不是有系統的整理，而是以「超連結」的方式進行—反正我就是個思想跳躍的人。

寫這一篇，是因為Emily在上一篇文章中問我有沒看過日劇版的西遊記，並且詢問雪子對於藝妓回憶錄的看法。我將問題轉給雪子，雪子跟我說，某個朋友也問他：「為什麼日本西遊記裡的三藏法師都是女生演的？」雪子說，他沒辦法回答。我想了一下說，也許，三藏法師在日本人心中，是女生的形象。

前些天，寫英文信時，驚覺：「怎麼那麼多I（我）？」幾乎每一句話都要提到「我」（英文程度太差？所以不懂修飾？）後來寫中文信，又發覺「我」常常被召喚出來。比較起來，部落格裡的「我」少了一點。因為說話者本來就是「我」，就算不點明是我，讀者也自動會把故事歸於我。

（很玄吧？哈哈。簡單地說，就是寫文章的時候，會不會常常提到「我」。）

使用中文時，主詞常常不能省略，要很清楚地說出來主詞與受詞。例如，「愛」是意向不明的動詞，我們必須說「我愛你」、「他愛她」，才讓愛有了範圍。但是，使用韓文或日文時，並不需要點出主詞跟受詞，只要說「薩浪黑唷」或說「阿依稀ㄉㄟ嚕」（愛してる），就可以表明「我愛你」。

想以「語言學習」系列來談韓語和韓國文化，不過，我不會說韓文，這樣子連結實在奇怪，因此，就以韓劇來帶出韓語，也能夠滿足我一直討論語言與文化的理想。

書寫這個系列，倒不是真的想談語言學習法，而士在學語言的過程中，與該語言所處的文化做連結，並且理解其關聯性。海德格曾經說過：「語言是存在之所」，也就是說，語言表達了人和世界的一切關係，因為人們用語言的方式擁有世界，每一種語言都是一種特殊的世界觀。因此，對於人類學研究來說，語言是必須掌握住的關鍵。

不過，真的探討語言，著實無聊。我旁聽兩堂語言人類學的課就逃跑了（註：語言人類學不等同於語言學，比語言學好玩多了），所以，也沒辦法談出甚麼理論。

這裡談韓文，不是談學習，也不是做理論探討，那是談甚麼？應該是談「韓劇」吧？（笑）

韓國在台灣人心中的印象很極端，不是認為他們會在比賽中耍手段，就是讚賞他們的經濟成就；不是批評韓國人過強的民族主義，就是欣賞他們的愛國心。對於韓劇，不是覺得他們很好看，就是覺得那是婆婆媽媽一成不變的戲碼。

不過，我身邊倒沒有太偏執的人。多半都能夠好好欣賞別人的優點，或者是開心的看韓劇。

很多人應該是被我上一篇的「火星文」騙進來看我的電視片單的吧？所以，我也該發表一下對火星文的感想—不過，歸為語言學習類，似乎有點奇怪。

幾年前，我曾以「新白話文運動」為研究題目，試圖推甄某研究所，不過當時沒有人想理我，我想。一來是我沒有深入鑽研理論，二來是現在被稱為火星文的東西，在那個年代並不被大學教授重視。所以，昨天新聞報導學測出現火星文，我竟然有一種「先知是寂寞的」那種淒涼的感覺。

不過說實話，即便我當初將研究計畫書寫得很完美，我依然不適合做火星文研究。因為，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Orz到底是什麼意思—網路上很多分享討論，不過下意識地討厭，也就從來沒有記過它。

如同前述，因為唸了人類學而開始想學日文，也因為唸了人類學，讓我學起日文來更有興趣，也更有自己的心得。

學托福或GRE，都會接觸到「字根」，認識字根有助於記憶單字、正確使用單字，而字根源於西方文化（希臘羅馬故事），因此，西方人學習英文比我們容易許多。學日文也是如此，因為處於漢文化圈內，我們也能夠輕易理解大部分的日文，更別說因為日本殖民的關係，台灣人學起日文來更有許多的親近性。

人類學對於學習日文的幫助，在於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可以發覺語言本身的文化性。記得剛學習到「授與動詞」時，剛巧和學姐討論到界線理論與親屬關係，而日文中的授與動詞（給…）其實某種程度符合了這樣子的文化界線，如下圖：

 若我給別人東西/進行某種行為，或是我從別人那裡得到東西/接受某種行為，我和別人之間的界線是清楚的，那個別人可以是任何一個人，但是，如果主詞是我的家人也是可以使用同樣一種動詞。也就是說，這個動詞明顯地劃分出「此人」與我的關係。還有一些明顯的例子，包含稱呼我的公司、我的家人、我的…都會用「うち」（家、內的意思）這個字，例如「うちの社長」（我們社長），雖然翻成「我們社長」，但是卻有種劃分內外的微妙意涵。也就是說，日文很容易畫分出「自己人/他人」。

另外一個清楚劃分人際關係的方式，就是讓我苦惱的尊敬語/謙讓語。日本人多禮的程度，光從語言就可以看出來，同樣一件事，可以分成粗體、普通體、丁寧體、尊敬語/謙讓語，動詞要依據性質區分成三類動詞，根據用途不同而做動詞變化，同時還要視「和誰說話」而使用不同體的動詞（而且是表面上看不出來是同樣意思的兩個字）。（其實日文動詞還有自動詞他動詞之分，兩種還沒有規則可區分）

去年到日本，從機場搭電車到旅館時，聽到旁邊兩個西裝畢挺的上班族談話，因為剛考完檢定考不久，對尊敬語與謙讓語還印象深刻，因此，很快地從他們的對話當中分辨出誰是上司，誰是下屬。除此之外，兩個人之間若是採用丁寧語說話，比起採用普通體說話，顯得比較多禮，但也是距離較遠，不是那麼熟。

也許日本人便是明擺著彼此之間的距離，讓事情較為簡單，但我常常想：「要是我把你當好朋友，你卻對我說丁寧語，我一定會很受傷。」我一直無法好好使用尊敬語，了不起到餐廳、旅館聽得懂服務人員對我這個「客樣」大概說什麼，卻一直嫌麻煩。日文老師說，除非做生意，否則現在日本年輕人都不太會使用尊敬/謙讓語了，外國人也不需要覺得壓力太大，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使用丁寧語（就是常常聽到的xxSU, DES）是最安全的作法。

 不過，我在非洲遇到的日本人，卻不是如此。當我很認真地用丁寧語說話時，他卻用普通體對我說話，讓我心裡一直想：「ㄟ，我們不是第一次見面嗎？」她也讓大家叫她的名字，而我卻想不太熟，不是應該叫她的姓嗎？」看來，我這個使用界線不明確的中文的台灣人，遇到真正的日本人，反而不太瞭解我們之間的界線到底在哪裡？--最後，我這個走火入魔的日文菜鳥只好自我解釋：可能因為她是豪邁的大阪姑娘吧。

我並沒有意圖要在三合一選舉後，繼續製造南北不同、省籍差異等「政治」論述。但是，我必須藉著一個感想來為我這篇文章破題：「我很慶幸我是本省人。」

幾年前到馬來西亞時，我曾經有感而發地對同事說：「我的小孩要送到馬來西亞讀書，這樣可以自然而然學會四種語言（馬來文、英文、華語、廣東話）。」我之所以慶幸自己是本省人，也是因為我能「自然而然」學會兩種語言。當然，如果「家世」複雜的人，例如家中有接受日本教育的長輩，或是閩客混血，他的「母語」就更多種了。

德文是我第一個學習的第二外語。第一份工作的福利很好，還補助員工進修費用，因此我和一些同事便一起到LTTC學語言。想把英文學好的人，就會學英文，而英文夠好的，則會學第二外語。而我學第二外語的原因不是英文好，而是討厭英文—我這個叛逆的小鬼，打從開始學英文起，就不斷質疑學英文這件事，我沒辦法接受再有選擇之下被規定得學A，而不是學B，這個怪異性格，不但展現在語言學習上，也影響到我樂器的學習上。

總之，我那時候想：如果能夠學別的語言，當然比學英文好。當時第二外語的選擇有日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等語言，我只對德文有興趣。

對日文的情結不需多說明，而西班牙文與法文不知道為什麼不得我心，我想，也是因為我對西歐與西歐人不感興趣吧—我很迷法國大革命，但我不可能為了這一點學法文，後來發現欣賞的人類學家、歷史學家都是法國人，但我也沒有認為自己應該學法文，因為從他們的中譯版、英文版，都可以發覺法國人與他們的語言呈現出一種扯來繞去的綿細感，我並沒有偉大到想讀原典—唸文化人類學的人通常會不小心把語言本身的結構跟歷史一起考慮、思考進去，最後你根本就忘了你到底在唸甚麼了—而且，我也不喜歡法文聽起來的感覺。

至於西班牙文—除了到中南美洲很好用，我想不到他之於我會有何功用，或者，有哪些值得我深入研究的部份。

所以，我學了德文。我一直對德文很有興趣，可能因為唸書時對法政有些研究，想唸政治、法律，想從事人權運動等等，而台灣學法律多半要修日文或德文，也連帶的讓我對德文有了憧憬，除此之外，社會科學家、哲學家不乏說德文的，例如有名的馬克思，這更讓我覺得學德文是正確的。有一次，一位會德文的同事跟我說：「你不覺得德文聽起來就很有氣魄嗎？」是啊，舉凡後頭有-tion的音，英文唸起來是「遜」，可是德文唸起來是「替翁」，一比氣勢立見—這點聽起來還真是有點虛榮。 

因為唸得很挫折（286的電腦，記憶體小，跑不動），也因為不想唸，所以，在這個準備變天同事在阿里山上而我在辦公室值班的星期六早上，繼續我的抱怨與宣洩。

當別人問我：「日文會不會很難學？」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因為，你是要跟甚麼比？普通話與台語都是母語，壓根就沒有思考他該怎麼學的問題。而英文也是在懵懵懂懂的情況下，莫名其妙就背完了26個字母，會說幾句「I am a student」、「How are you？ I am fine」之類的話。然後是一種學校系統的制約—如果你有認真準備考試，你就有被制約到。接著，你也無法分辨英文到底難不難學，你只能說自己學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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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週日是一年一度的日文能力檢定測驗，全世界想要證明日文能力的考生，都會在這一天參加這個測驗。我也是其中一位。

去年是我第一次參加日文能力測驗，從三級開始考起。日文能力測驗分成四級，程度最低是四級，最高的是一級，聽說很多日本大學規定二級以上程度才能申請入學，唸大學院（研究所）則需要一級的程度。我有兩位日本籍老師說過，連他們都考不過一級，也在考場聽過其他考生說，其他級數都有明確的對錯，但是一級沒有，一級每一個答案都是對的，只是要選出最正確、最合理的。總之，一級是很難的，而我去年考過三級後，今年則是要考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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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個很討厭考試的人，可能因為自己是某方面的考試機器吧，以前唸書時，便熱愛靠著寫練習題的方式來唸書，因為，那是一個有標準、有目標也能得到成就感的讀書方式。因此，只要遇到考試，我大多能save過關—除了大學時期。所以，考試歸考試，會不會又是另外一套了。

開始工作後，不曉得那跟自虐神經失調，我跑去補托福—我既沒有要出國唸書，也不需要靠托福成績來取得工作，一時衝動之下，我只好跟大家說：「我只是想讓我的英文進步一點。」不過，有補過托福的人多半都會嘲笑我：「補托福並不會讓你的英文變好。」好吧，我承認，這是真的。我自從去上過第一堂課後，我後悔自己幹嘛把第一個月的薪水送給補習班。

前陣子，跟朋友說我的日文老師詢問我們台語的問題，我才發現「原來台語真的很難。」因為是「母語」，又沒有在學校系統地學過，我從來沒有好好地想過這是怎麼樣的一個語言，於是，我跟朋友舉例說明台語有多「難辨別」。我的朋友是外省人，他並不懂台語，便回我說：「台語是方言，方言都很複雜吧？！」我當時正色地對他說：「台語不是方言。」

從這個故事開始說起，並不是要挑起省籍情結，也不是要強調我多麼地「台灣本位」，而是想要藉這個故事來反思政客愛操作的「本土化」跟「去中國化」是很無謂的事情，同時，也想說，大多數的人的確對自己生長的土地不瞭解，也錯把刻版印象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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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讓我最感動的新聞，便是奧運跆拳道的相關新聞。感動的原因倒不是因為國手們拿了金牌，而是拿下金牌前，他們的許多故事，我想，不只有我感到感動，不然，不會連電視製作人都打算將這些故事拍成電影或電視劇。他們也許很好動，不愛唸書（朱木炎），也許迷途知返（陳詩欣），也許家裡環境不好，但確有著堅強、寬容的氣度（黃志雄），聽這些故事，仍然會覺得台灣的孩子是很有希望的（明明年紀跟自己差不多，還在這邊賣老）。

我當時就跟我爸說，所以讀書不是人生唯一的一條路，而且，這些國手雖然「四肢發達」但也非頭腦簡單，也許過去的他們不愛「唸書」，當他們在某一方面得到成就或興趣時，便會知道「學而後知不足」，反倒比任何人都知道求知的重要，也清楚未來的道路。這約莫是讓人最感動的一點。

我爸就說：「對啊，當初（我大學聯考結束）叫你學日文，你就不願意，現在卻比誰都認真。所以，要有動機啊。」我想，大概我的反骨真的太強硬了，以往被媽媽逼著學鋼琴，學了五年，寫了封長長的「告雙親書」表明不願意繼續學琴的意見；高中時，參加了國樂社，每天六點起床搭車到學校練琴，下課練到晚上七點才回家。從小學英文，就不太甘願，學英文像是應付考試，從來就不覺得他是要使用的（畢竟，大學之前，也沒有用英文的機會），每天都祈禱中華民族變得很強大，讓我可以不用繼續唸英文，至今，雖然常常使用英文（註），英文也還算可以，但是，這份不甘願還是存在心裡，所以，覺得維持「還可以」的狀態就夠了，不會想去「學好」英文。反倒是日文，因為自己想學，也就變得很積極，上課很勤勞不說，每天都保持著聽日文、寫（說）日文的好習慣，跟學英文的態度相差甚多—雖然日文能用到的機會比英文少太多了。

想寫這個動機的故事，是因為看到小朋友學英語的態度，還有教育部規定大學生考英檢，以及公務員英檢的問題。

英檢，其實是一個美意，這促成大家不需經由托福、GRE這種難到吐血的考試，也能測驗出英文程度，或是給自己一個努力的目標。但當它變成一個「政策」的時候，就很讓人討厭了。廢除聯考，不就是要讓大家從考試中姐脫出來，以真正地學到東西嗎？怎麼又設了一個考試，讓一大堆人又要為了考試而唸書呢？到底教育部是要讓大家喜歡英文，會使用英文，還是會考英文呢？

日本人不太會說英語是眾所周知的，但日本的托福成績卻是數一數二地高，我們想要讓台灣「國際化」、台灣年輕人英文更好，以「檢定考試」當成手段，是不是本末倒置，有可能適得其反呢？我儘管不太喜歡英文，但我卻很愛往外跑，只要往外跑，就不可免地一定要會說英語，就算我再不喜歡，但在國外生活、與他人交談等等強烈的動機，都讓我自動練習英文，也許我英檢只有初級的程度，但我可能比英文中高級的更「國際化」，也不怕跟外國人用英語說話。所以，公務員、大學生英檢這件事，我是不以為然的。

我工作的安親班的小朋友也是，我總覺得他們只學了要怎麼把單字、句子唸出來，那些句子是什麼意義，是不是能跟其他人用英語對話，全部都不重要。一個已經六年級的小朋友，用英文從一背到二十要給我聽，十一以後一直背不起來，特別是十一。我急了，問他：「你知道7-11嗎？」他說：「知道啊。」我說，那就用這個來記十一，沒想到，他還是記不起來—因為考試用的，怎麼會是「隔壁二十四小時的好鄰居」？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自然科學，他們知道聖鬥士星矢，可是記不得有八十八個星座。也是很簡單，考試的歸考試，生活的歸生活，這是個奇怪的問題—考試或許會把人的記憶力跟感受力都變得很奇怪。

（我認識的一個朋友，日文說得很溜，日本朋友說他比日本人還像日本人，可是他考不過日文檢定一級。今天，我的日本老師也說，他雖然大學畢業，可是日文檢定也只能考到二級，而他是個日本人。我上日文課時，日文老師常常用「聊天」的方式上課，東扯西扯的，話題很隨意，我還被迫用日語講我的馬拉威經驗—我的程度還很破—因為，他們覺得扯到哪裡就教到哪裡，也可以多認識一些字，聽得懂一些談話，認識一些日本文化。但若是台灣的老師，就會很努力地教文法。我常想，這樣的差別，大概就是學語言時需不需要考試的差別吧？）

註：台灣學的多半是美語，因此，除了聽美國人、加拿大人說話，其他國家的「英語」聽起來都很吃力。第一次自助旅行去英國時，在新加坡航空上，跟我同行的一個英語很好的同學，突然很緊張地說：「為什麼我都聽不懂？」即便到了英國，都還是很吃力，那是我們第一次感受到「腔調」的問題。在印度，我們一樣聽不懂印度人的英文，在馬拉威，也常常「抓不到」對方說些什麼。我們當時深切感受到，在台灣英文很好，並不代表能到外國聽得懂別人說的英文—況且，英國殖民過的國家，勢必得用英國腔來「聽」英語。
 

有一次上民族誌，一個同學針對某個段落提出感想時，下了一個「註腳」：這就是「殘存」，我已經忘了當時那個殘存前面有沒有加「Tylor」說的了，只記得老師跟我都楞了一下說：不，這不是殘存。這位同學引用的是上一週我報告的文化人類學中，Tylor提出的一個概念，因為讀書的是我，所以我之道那是被他誤用了。

一個學弟讀了一本書後問：為什麼大家都要覺得經濟是邪惡的？另一個學弟反問他：我倒是很好奇，到底誰提出經濟邪惡說？我心理倒覺得是我們自己被「士農工商」的觀念影響，也因為所處的學習環境是一個左派的氣氛（然而這群人出了社會卻又不斷強調經濟重要），所以以為所有人都這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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