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這玩意其實是拿來碎念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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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 time

我們一到拉達克的住宿地靈修中心，就被請去喝茶，原本還很好奇喜馬拉雅山上的茶喝起來不知道是什麼味道，沒想到喝了之後備受打擊：這～～不是立頓奶茶嗎？從國中時代便為立頓奶茶的愛好者的我馬上叫了出來。黃醫師說：立頓奶茶的來源就是印度的茶啊！（好吧！這裡還是印度）而我在拉達克就一直有種在這偏遠地區竟然有立頓奶茶喝的奇怪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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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機上的印度人

從香港飛德里的班機裡的乘客非常多，而且多半是男人，我跟一位大姊就被兩個印度魁梧大漢像夾心餅一樣夾了五個多小時。由於醫療用品非常重，所以我們的個人行李大多背上飛機，到了我的位子旁，我怎麼樣都無法把我的行李丟上行李箱中，而做我旁邊的大姊因為位置中間，也愛莫能助，我當時以為旁邊那位印度男士會很「尖頭鰻」地幫我一把，沒想到他死都不動，直到同團的黃醫師經過幫忙我推上去。推上行李後，我要坐到我的位置上，這位老兄的尊屁股依然動也不動，還好我還算瘦，踮個腳尖，也可以「滑過去」，但心裡一直覺得很「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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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為四大古文明國之一，我對它有相當的幻想，也希望有一天能好好地認識它。唸了人類學之後，關於印度的文獻讀了不少，這顯示了印度的謎樣以及難解，更讓我想要接近它。多次計畫卻都不能成行，卻經由參加義診的活動而得以實現，然而，所謂「距離就是美」的名言也因此而得到證明。

相較於其他團員，我並非第一次到「這樣子」的國家（很難找出措辭，印度似乎並非第三世界國家），同時，由於有對當地宗教文化的閱讀經驗，很多時候，我對於一些「怪異舉動」或「奇特景象」有著更大的包容。例如，不斷地跟我們要錢、要小費，還有看起來不衛生的景象。雖然如此，我也有很多時候被搞得心浮氣躁，滿肚子氣，包含以往非常想參觀的泰姬瑪哈陵，也成為我最深刻的不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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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出門旅行，我一定是做了功課再走，即便是功課沒做，也會帶本旅行書在身上，這可以保證我會知道我將去的是什麼樣的地方。然而這一次，不知道是因為事情太多，以致連去的意願都沒有，遑論做功課這種事，還是因為知道所有行程跟計畫，都不需要自己負責任，所以，便決定放空腦袋？總之，一直到了機場，我除了知道自己將去的地方是「離喜馬拉雅山不遠」的印度拉達克外，其他一無所知。

到了機場，遇到了將來幾天要共處的團員們，我才驚覺問題的嚴重性--我要去的地方，不是離喜馬拉雅山不遠，而是就在喜馬拉雅山上，其高度不下於玉山。原本我還能一身「憨膽」，還是帶著隨遇而安的感覺出國門，不過，上個多月玉山的經驗，卻讓我開始擔心了起來：衣服帶得不夠、會不會得到高山症？想歸想，劍已在弦上，我就這麼意外地去了喜馬拉雅山上，這個叫拉達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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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我都望著他們的臉，想要對上台灣媒體、論述中，沒有臉孔的「外勞」、「外籍新娘」、印傭，不過怎麼樣都很難對得上。也許因為他們是巽他人，是「印尼人」中的一支民族，所以，他們愛唱歌、喝酒、歡樂的氣氛，總會讓我們想到我們自己的原住民。

我們在萬隆的第一天，就繞了這個都市的大半圈，雙腿再也不聽話地癱瘓在旅館的「客廳」，一邊吃著芭蕉，一邊玩他們的傳統樂器，隨著太陽下山，這個客廳開始出現非常多人，印尼人跟不是印尼人，巽他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加拿大人、東歐人、韓國人……還有我們這群台灣人，原先只是吃吃喝喝聊天打屁，不知從何時開始，誰拿起了第一把吉他後，就成了一個歡樂的party，席間有酒、有茶（我永遠聽不懂他說的英語的東歐人，拿出來自亞洲各國的茶具，泡起茶來），有煙，有音樂跟交談聲，會彈吉他的彈吉他，不會彈吉他的就玩他們的傳統樂器，或是擊起鼓來，英文歌、印尼歌交錯（他們保證我們下次去的時候，已經學會中文歌），這樣的氣氛，彷彿就是全部的人生。

他們的老闆說，他們總是這樣喜好飲酒作樂，可以玩樂一整晚。後來我們領教到了，他們真的能夠整晚唱歌，即便追我們到日惹，也還是離不開菸酒跟音樂。他們說，快樂是很重要的，音樂是很重要的，他們的人生就是為了快樂。在日惹的某一晚，我急著找Enos談事情，因此即便被他們拖住唱歌，也心不在焉，Danie問我：「為何你這麼憂傷？」我說：「我只是急於處理事情。」他不以為然地說，沒有什麼事情比享樂更重要了，不知道是喝醉了，還是認真地跟我說，他的人生只能有快樂、有酒、有音樂，他只希望這樣子。我曾為此跟老師起爭執，我不願我們的朋友因我們而喪失寶貴的睡眠跟休息，我的老師跟我說，他們的人生觀就是能夠玩樂時就玩樂，我即便希望他們休息，他們也寧願陪我們玩。我雖然知道老師的話是對的，但我心裡已經把他們當朋友，我沒辦法接受他們精疲力盡的樣子。

而這個引發我們爭執的朋友叫做Bombom。Bombom是Enos的朋友，被他抓來當我們從萬隆到Pamgadaran然後到日惹的司機，但我們並沒把他當成「司機」，他一上車，我們就開始唱歌給他聽，當然也叫他唱給我們聽（據說他有一付好歌喉），Bombom總是說：later。叫他唱歌說later，叫他吃飯說later，不管問什麼問題都later，於是我們開始稱他：Mr. Later。Bombom也是巽他人，開車技術一級棒，車品又好，讓我們連連稱讚，雖然每到一個地方，他就會說他在這裡有第幾號的老婆，但我們其實知道他是個老實人，總是以一種非常誠懇地態度跟我們講話，他會告訴我們他知道什麼，什麼是他不知道的。學姐在出婆羅浮屠之後，全身過敏，我們全都報以一種幸災樂禍（因為可以去參觀印尼醫院，做為田野記錄。而且覺得有點小題大作）的態度觀望時，只有Bombom這個印尼人是打從心底為學姐擔心，「飛車」送學姐去醫院不說，還認真地與醫生溝通，當晚，還懇切地詢問我學姐有沒有好一些，他很擔心他不好睡，我雖然很想告訴他學姐早睡到打呼，但也有種感動。這一晚，Enos跟Bombom都必須回到萬隆，我們只是簡單互道珍重，並互贈禮物（我們送「紅包」--他們唯一會說的），我是唯一清醒的，同學則睡眼惺忪被我挖起來，而那個被擔心著的學姐則還是跟棉被糾纏著，據說我們的小師妹（老師的女兒）在樓下跟大家道別時，哭得悉哩嘩啦，還跑回房間哭著說：他們走了。不知道為什麼，那是我第一次心裡有種悵然的感覺，我們有好幾天都不斷地提起他們，勾勒他們的面貌，好像是不說一說，他們就不真實存在過一般。

回到台灣後，與朋友談到印尼，或分享著不同的印尼心得，我都會提到我們的印尼朋友，然後說：「不要覺得印尼人很可憐，不要產生憐憫的感覺，如果他們能夠珍惜他們的生活，而我們不行，我們才是可憐。」

p.s當我寫著這一篇時，心裡也同時浮現一些印尼華人的臉孔，不知道為何，我總是記得那些臉要笑不笑，告訴我們：「印尼人很壞」、「不要跟他們打交道」的那些人的臉。人與人之間的親近，可能不是因為說同樣的語言，也不是擁有同樣的祖先，或著是同樣的膚色，我發覺我與那些說著華語的人的距離好遠好遠。
  
 

台灣三月總統大選，印尼也是，台灣有兩組候選人，印尼多達二十組，所以，印尼是「民主國家」。

前去爪哇前，跟小學同學吃飯聊天，他的弟弟因為外交役而在爪哇教書，同學跟我說：「印尼是個民主國家喔！」我挑了挑眉嗤笑了一下：「民主國家啊？」我知道我自己當時帶著一種冷諷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其實是出於對他們政府的不滿，以及排華暴動的印象，儘管對印尼人沒有偏見，但他們那個貪婪的政府的惡劣印象在我心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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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朋友的看法就是，誰都可以是朋友，誰也都可以不是朋友。別說朋友混淆了，連我自己都因不斷修正朋友的定義，到最後隨緣以去。因為我是個容易認識新朋友的人，也是個不積極維持人際關係的人，所以，不是我常常意外「撿到」朋友，就是若干年後，朋友撿到了我，不論他是我的同學、同事，或是某個場合認識的人。在台灣這個一個小島維持人際關係已經夠不容易的，何況海外？

頭幾次旅行在國外認識的朋友，都還會興致勃勃地留下聯絡方式，但多半通了幾次信就沒有下文，於是，我開始對於這種邂逅淡然以對。曾經寫給自己的明信片上說：「朋友只是陪你人生一段旅程的同伴，在國外，也能有陪你一程的同伴，雖然旅程短了些，但畢竟都是有緣。」這世界人這麼多，會遇到這些人，就夠值得珍惜這個緣分，所以，讓這個緣分停留在那個時空是蠻美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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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經濟學的人多半忘不了那隻「看不見的手」，也就是市場法則，而資本主義的內涵也就這麼被史密斯先生的手所決定。資本主義的發展，讓每件物品的價格清楚地規定著，那隻手對於消費者來說更是看不見。這未嘗不是件好事，嫌貴就買別家的，也省得費功夫詢問價錢或討價還價，完全不害怕被坑錢，對於現代人來說，真是文明的享受。

但有得必有失，人與人之間，商家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也就因此拉遠了，傳統市場裡那種熱絡的、人際間的互動，也不常在其他商家裡頭見到。買賣成為一種金錢般冷漠的關係。曾經看過一本書，書裡提到在巴厘島買東西是沒有定價可言的，完全依據買方跟賣方的關係來決定價格：觀光客是有錢的人，所以賣的東西會貴一點，如果是巴厘島的上層階級的，東西也會賣貴一點，相反的，若是窮苦的人來買，就會賣得便宜一點，若和店家關係好，東西也可以便宜一點，這是他們對「公平」的想法，也許是「文明」社會的人難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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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常叨唸我不會賺錢或賺得錢太少，不然就是嫌我愛把錢花在旅行跟書本電影上面，不夠節儉。我就會跟我媽說：錢賺那麼多要幹嘛？賺錢就是花在自己要花的事情上面啊。但是，當我媽在我回家的時候，塞些零用錢給我時，我也常常毫不客氣地收進口袋，我媽就嘲諷地說：「說錢不重要，有錢還不是拿了，假清高！」我則回說：「又不是什麼黑心錢，有人給錢，為什麼不拿？」

這句話可以對應到前幾天我參加義診時，一個護理師對我說：「有人窮，但還是要維持他的尊嚴，所以，只要你敢拿，我們（義工）就敢給！」講這句話的脈絡是，義診時，我負責發放物資跟營養品，但舊衣服就是沒人要拿，不曉得是因為不需要衣服還是因為客氣。一直到某個部落，那裡的媽媽不但一直拿，還拿了一包走，連營養品都一直搜刮，我其實有些不爽（雖然這些東西本來就是要發給他們的）；每個部落的小孩，也會一直跟我要營養品跟物資，給了還是來要，我心裡會有些不爽的聲音冒出來：「你們太貪了吧？」我所受到的教育告訴我，人要節制，不能貪心，所以，我也對大人小孩一起「貪」有些微詞，這個護理師就跟我說了這句話：「你敢要，我們就敢給。」仔細想想，不就跟我媽媽一邊拿錢給我，一邊嘲諷我之時，我對他的回應一樣嗎？既然你都要給我了，我為什麼不拿？你多給，我就多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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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一個同事從印尼工作回台，我於旅行出發前跟他吃了一頓飯，也問問一些該注意的事，將行程與他分享，聽他的建議。他講著講著，猛然想起要跟我交代一件事：「你要有心裡準備…」但話還沒說完，就以「你們學人類學的，最知道怎麼欣賞異文化了」作結，而沒有繼續談論原想交代的尊重當地文化的話語，他說，他妹妹就曾很受不了的對他說，真搞不懂他怎麼忍受在印尼的生活。

其實不只他的妹妹，我看了好多篇關於印尼（除了巴厘島）旅遊的心得，大部分人都覺得那真的是個鳥地方，還有人寫了本印尼遊記，從一開始就是他如何被印尼的車伕、路人拉著坐車、被欺騙、抬高物價等等的悲慘經驗，書看到一半，他都還在繼續被騙。而最令人氣憤不平的是海關索賄的事情，旅遊網上洋洋灑灑的經驗談，眾人一付不可思議的樣子，還說都是其他台灣人養壞了海關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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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我偕同所上同學及老師家人到了印尼的爪哇旅行，至於為何選在爪哇，則有說不完的因緣際會，而且，原本打定的自助旅行與「田野調查」，到了該地竟然出乎意外的加入了一些印尼巽他民族的伴遊，原本的自助旅行才沒開始幾天，就變成「異文化觀光團」--巽他人跟我們一起去觀光爪哇人的地盤。所謂「計畫趕不上變化」則是如此。

我原本心心念念的Merapi火山夜遊沒去成，目標世界七大奇蹟的Brobodur受限於時間，竟然只給我逛了一個塔就出來了？說有多嘔就有多嘔。然而，計畫改變外的驚喜，卻是更多的參與的樂趣，包含美妙的傳統藝術，道地的爪哇小吃（讓人很驕傲的，我們比派駐印尼工作的人還瞭解這些食物），還有一路上的歌聲歡樂（我們還學會唱印尼歌，還幫他們編了一支舞）。沒事最愛把人生比做旅程的我，也欣然接受這樣必然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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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說出自己是台灣人的身份，他人不是想到陳水扁，就是與我們討論越南新娘的問題。

在越南的最後一天早上，搭車子要機場的途中，司機先生用帶點彆扭的中文問我們：「台灣人是不是很喜歡到越南來娶新娘？」我與朋友支支吾吾地說：「喔，對。」司機先生笑了起來：「我的朋友說越南新娘很便宜，那你們台灣女人是不是很貴？」我跟朋友在越南兩個多星期，聽了太多跟越南新娘有關的話題，已經覺得很疲累，對於這個問題便選擇了靜默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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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日本人畫的一套漫畫，讓我對日本人的想法跟作為感到佩服，我們是否曾對其他國家(除了美國、日本跟一些西方國家)盡些努力，化解其中的偏見，或是讓我們更瞭解他們？提到越南，除了越南新娘之外，我們知道什麼？講到柬埔寨，除了金三角、陳啟禮的藏匿處跟戰亂，在我們的認識中還有其他的嗎？我們瞭解巴爾幹半島的混亂，或是東汶來建國的決心，又或我們知道這些戰亂，台灣也間接的成為幫兇嗎？

就是這樣留下越來越多疑問，發覺世界上很多事都已經糢糊不清，就像我回台灣看了「明成皇后」，發出了﹕「大院偉跟皇后，誰是好人？」的八股式疑問，因為已經不知道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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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記寫到這邊結束，因為即將開學，而且我有自己的事應該做。本文顯得很沈重，名為寫於九一一之前，希望身為世界的一份子的我們都能省思。圖為柬埔寨的波布罪惡館，右邊的櫃子裡都是死人的頭骨，當我在波布的時候，是很害怕的，一直不願意進去，因為實在太令人感到殘忍，最後，我還是得將鏡頭對著頭骨，及一幅幅可怕的圖片，或是死掉的人的照片，希望他們能原諒我的打擾跟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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