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26歲前到歐洲旅行都有青年價的優惠，所以，趁我還沒「失業」，也還沒到26歲，2002年時，我決定為自己安排一趟歐洲之旅，從英國到荷蘭到比利時再到巴黎。我先到倫敦晃個兩天，再加入當地的一個青年tour，一同到歐陸。然後我再一個人遊巴黎。

前半段旅程還算OK，但到了巴黎後，變成一種「恐怖之旅」。每次有人問我「好不好玩？」、「巴黎如何？」之類的問題，我都露出「不要問我」的表情，很為難又尷尬，只會皺眉頭。後來只跟到過法國的朋友聊我的旅遊經驗，但不是得到「會嗎？有這種事嗎？」的反應，就是一直笑：「那表示你很有姿色。」

今天是大年初四，來跟大家拜個年，祝大家新年快樂，咕咕年吉祥順利。希望這個咕咕年，無災無難，是個太平年～（根據命理老師的說法，因為猴子比較搞怪，所以猴年多災多難些）

日本是過新曆年，因此，在日本的時候，已經提前有踏入雞年的儀式了。日本也講生肖的，記得12月31日我在平安神宮遇到一個大陸團，當我在看御守的時候，聽到他們在後頭機哩刮拉的，用日不日，中不中，洋不洋的腔調，唸著：子～丑～寅～～，我快抓狂了，便轉頭，回以北京腔中文：「同志兒，就是咱們中國說的十二生肖啦！」或許是沒想到前頭這個看來像個日本妞兒的會這麼回話，這群大陸人便開始互相說：「沒想到日本也興這一套兒，不過，看來還是咱們中國的地道。」本人可是在心裡猛憋著笑咧，後來這群大陸人，一邊看御守，還一邊跟我說：「瞧，這咱門也有。」我雖不斷點頭，但還是murmur：「誰在跟你咱們啊。」

大陸人聽到我說「咱們」就感到很親切，殊不知，這只是我的嘲諷，同樣的故事，我跟台灣同胞提起的時候，引來的都是狂笑，足可證明，「笑話」也是一國兩制的，哈哈。

大過年的，沾個政治味總是不好的，不過，12月31日這天，不僅在白天遇到大陸人，晚上還跟一群老外一起過年，於是，這種異文化在日本碰撞的趣味性，也很有得瞧。

原本打算和朋友在12月31日晚上去唱卡拉ok，結束後，在去聽108聲鐘響。不過，沒料到那天早上竟然下起了初雪，這個初雪一點都不含蓄，是來勢洶洶的雪，雖然我感到很興奮（其實我前兩天就在比叡山上被雪打得很痛了）同間宿舍裡的美國女孩卻哇哇叫，直說下雪一點都不好（其實他的家鄉也沒有雪，但卻常結冰，他說那真的很麻煩），在暖氣房裡的我根本就沒想到有多慘，等我走出去，才發現我真的太天真了，尤其「初雪」，是那種要雪不雪，偶爾會變成一下雨的狀態。總之，那天真是濕答答，冷冰冰。所以，唱卡拉ok前，我忍不住跑回去換了襪子跟洗個澡。

朋友也回來了，跟我說昨晚認識的兩個澳洲華裔雙胞胎兄弟也想跟我們一起去卡拉ok，我想：他們不是要去party嗎？沒想到，他們把party的人也找來了--兩個美國聖地牙哥的兄弟，所以，總共有兩對兄弟加入我們的行列--於是，我的全日文歌大夢，可能要變成英語歌的惡夢了。事情還不只如此，在我們出門前，剛巧遇上交誼廳裡的兩個澳洲姊弟，那群英語幫的便召喚了他們一起加入，而我只好也召喚我房間裡的西班牙女孩一起參加。原本是想去卡拉ok好好唱平井堅跟森山直太郎的歌的台灣人，頓時變成一團「英語團」--因為集合的時候，會喊：English people!而我與聖地牙哥兄弟之一，因為用日文交談，就被指稱是：you, Japanese people--此時，我們區分的界線，就變成「我們」（也就是會說英文的、不是日本人的）跟其他日本人，還有，「我們」當中「會說日文的」、「會說中文的」（那兩個華裔也不太會說中文）跟「只能使用英語的」，而我在這之中，根本就是完全的語言錯亂。

離開民宿，首先要先找吃的，然而，在「大晦日」怎麼可能會有餐廳還開著啊，加上自助旅行者最高指導原則便是「省」，因此，還開著的餐廳，都是超乎我們預期的，也就不考慮了，還開著的小酒館，則是為了「忘年會」而開，只供應酒，根本就不供餐，於是，我們只能在京都車站負進繞來繞去找吃的，找到最後，去了一間我常常去的「食堂」--就是投幣式點餐的那種--我忍不住哀嚎：天啊，我省吃儉用，就是為了在這一天吃一頓好的，沒想到，因為這群還要繼續待在日本的老外，我的大餐就飛了～～害我滿心期待的京都料理也不見了，只好暗下決心：京都，我還會再來的！！ 

提到巴黎，每個人心中多少都會有個名字，對於女性主義者來說，他是西蒙波娃的巴黎，對存在主義者來說，他是沙特的巴黎，對於喜歡英雄的人來說，他是拿破崙的巴黎，對於喜歡文學的人來說，他是普魯斯特、海明威、大仲馬甚至是高行健的巴黎。

最近，我們都會說他是愛蜜莉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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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而我們卻還年輕。
這裡沒有一件事是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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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昨日，在大雨中趕往西門町看了場女性影展，那場播放的是「巴黎，是個女人」。螢幕上的巴黎雖然如左岸咖啡廣告般的黑白色調，卻仍讓我有說不出的熟悉。很巧的，在電影開始前，我在Starbucks買了杯飲料。這是別無選擇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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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好玩？」
「一言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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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要進我的房門之前，總會在門口盯上個許久，研究一下我房門掛的「地鐵圖」。那是個門簾狀的地鐵圖，標示是一個很大的紅圈，內有「UNDERGROUND」的藍底白字，這是我從英國帶回來的心愛的戰利品。

而這也是我第一次坐地鐵，在當時，都會區的大眾捷運系統，我只坐過台北市捷運木柵線(當時僅有的)，所以，第一次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又是「半夜」(英國九點之後，街上幾乎沒有人)，搭著難度超高的英國地鐵，是我畢生難忘的經驗。(兩年後到紐約搭地鐵，發現英國地鐵「難度高」不是因為我不熟，是它真的沒有紐約地鐵，甚至台北市的捷運容易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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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天

越忙的時候，越想玩。大三時，我和同學Annie同是大學報三版記者，又稱為小社會版，這還是幸運的時候，不幸一點的話，可能從頭版橫跨到三版的新聞都有事。Annie夠倒楣，平常安和詳樂的清大，就在她跑三版那個學期出現了用硫酸滅屍的研究生情殺事件；我也不差，我那個學期不只師範大學爭實習的問題、醫藥分業學生上街頭，沒事連母校政大都來個白布條外加黃絲帶大遊行，而我主跑的台大連流浪狗也被潑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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