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樂。
新年第一篇文章，便是提醒大家：一月12日，立法委員選舉。這次選舉是新制度：單一選區兩票制。同時，配合公投。所以，總共有四張票。（漫畫版的單一選區兩票制）（1/12選舉，不可不知的...）(選舉 綠黨 與其他：(1) 一切都從那個該死的選舉制度改革開始談)
我非常意外地發現，幾乎身邊的親朋好友都不知道，也不關心這件事。一是不知道選舉，二是不知道選舉方法。政府與民意代表合力改變了選舉制度，卻把心力花在意識型態的爭論上，卻不願意花時間解釋選舉制度的改變，也沒有想要教育民眾。我們的媒體也沒有盡到責任，整天跟著那些爭論跑。於是，沒人要投票，也沒人想投票。
2007年，我講了好多次累得要死。大約覺得那些公共事務關我什麼事，我何必花心力一寫再寫，但又覺得，如果我不把我的不滿或是抗議記錄下來，恐怕也是對不起自己的，因為那並不是真的「不關我的事」。我會把「權力風暴」這部電影的心得拉得這麼長，無非就是想說一件事：「如果你覺得社會混亂，對於環境失望，請不要覺得那是因為別人的錯，別人的責任。多半時候都是因為你的袖手旁觀，冷漠以對。」任由是非混淆，價值錯亂，那是你的問題，不是我或別人的問題。正是因為喜歡把責任推給特定政黨或特定人，才讓他們瞭解他們是有很大的權力恐制社會與國家的，而不是「人民」。這個社會之所以讓你覺得「不民主」，也正是因為你從來沒有認知到「自己才是主人」。
於是，你拋去了瞭解選舉制度的責任，也不想幫助周遭親友瞭解他們的權利與責任，你以一種相當高的姿態，漠視社會政治亂象，批判這個那個，漫談什麼公共參與、人道援助，講什麼德西達傅科柏拉圖張愛玲，還有什麼知識份子的冷漠，政黨一定走向腐敗...。在這當中，你可曾盡過任何一點努力？
寫到這裡突然激動了起來....（囧），其實我本來是要簡單解釋單一選區兩票制，約莫又有點生氣關我什麼事。我常常覺得自己太過雞婆。同時，我已經在許多媒體上看到什麼中間選民、知識份子的冷漠之類的文章評論，我就會很不爽地想：「你們憑什麼可以冷漠？」可以有這麼多資源，可以輕易找到很多資料，可以有足夠的基礎讓自己做出判斷，卻要相信混亂的媒體，或是找一個優越的姿態，完全忘記自己讀過的、學過的知識應當實踐的問題，搞不清楚自己應該盡的社會責任，我真的不曉得，你憑什麼。何不乾脆承認自己讀了再多書，都還是不知道該怎麼用？
我老媽，一個快60歲的鄉下歐巴桑，沒受過什麼太高的教育，也不愛看新聞，看了新聞還會亂跟著叫。我常笑他是個「愚婦」，他也常自嘲自己笨。他只知道國民黨和民進黨，其他都不曉得。不過，有一次我請他捐款給綠黨時，意外發覺他知道這是個「做環保」的政黨，我還稱許他說：「很厲害喔。」
前陣子，他打電話跟我說，某個大學的人打電話做調查，詢問他政黨投票的傾向。他說：「我投綠黨。」對方說：「是民進黨嗎？」我媽就生氣了，說：「綠黨不是民進黨啊！你連這個都不知道，要我怎麼相信你的調查是真的！」說完便決定掛電話。對方懇求說，再回答幾個問題就好，便又問：「總統大選選誰？」我媽就一直說：「我不要跟你說了，你連綠黨都不知道，管我選誰。」然後就掛電話了。聽完，我就跟老媽說：「挖，你好酷！好帥啊！」老媽很害羞地說：「我那時就很生氣啊，怎麼做調查，連那個黨要選都不知道，騙人的！騙人的！」我於是一直跟我媽說他真讓我刮目相看。於是，我媽炫耀更多了，說他如何說服他的朋友不要放棄投票，要記得領政黨票，還跟我說他跟朋友解釋為什麼這麼多張票要拿，還有為什麼一定要蓋政黨票。
我還是覺得我老媽笨笨的，不過，他卻也證明了，只要給他足夠的資訊，讓他瞭解，他也能夠影響周邊的人做一些事情。因為他是家庭主婦，所以，對他來說，經濟統獨什麼的不是重點，重點是他能不能買到新鮮健康好吃便宜的菜水果，空氣好不好，水好不好，海產是不是被污染，家人是不是身體健康。所以，他去當志工，「做環保」。他的選擇因此很簡單，他關心什麼，他就選什麼。
所以，我實在不曉得所謂的「中間選民」，到底有什麼資格漠不關心或冷漠。
你可以對選舉操弄厭煩，也可以不管歷史仇恨，或民主紀念館銅像什麼的，事實上我也覺得厭惡。不過，選舉，不是要你去附議、認同、牽就這樣的議題，而是要我們切實地面對我們的「現在」還有想要的未來。
當大家都只關心總統大選時，我卻很在乎國會選舉。因為，民意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各種權利，也要負責監督政府，同時，也為自己的家鄉爭取權益與「建設」（？）。所有的法規條例，都要經過立法院。雖然立法院一直像個「動物園」，但那不代表他就真的是個動物園，而是看你能不能不要再讓猩猩猴子或老虎進到我們的國會殿堂。那是你手上的選票可以決定的。當然，你也可以投廢票。
（啊，我這篇寫好多天啊....都不敢丟出來XD）
漫畫版的單一選區兩票制
【打選戰的日子】請珍惜你手上寶貴的一票
【扎記】情緒的逃避，對家鄉會不會是種殺傷力？
選舉，是切身的生存問題
我不能投票嗎？
第三勢力與媒體
林瑞霞加油！我的兩票投綠黨
向政治的無力感道別
中國時報 2008.01.03
知識分子如何不見了？
邱天助
日昨，中國時報的深度報導質疑台灣知識分子不見了，對於讀社會學也教社會學的人，感受特別深刻。以往，社會學者往往被喻為社會的良心，總是站在社會正義的一方，充滿著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因此，學社會學的人心理上免不了帶有知識上的驕傲。
然而，近幾年，卻越來越多的學生曾沮喪的對我說，她／他們對社會學逐漸失去以往的熱情與興趣，覺得社會學理論對台灣當代社會的分析或影響，似乎已經失去以往的光芒與力道。同學彼此之間談起理論來，也沒能捕捉到往昔師長所憶及的，那種興奮的眼神，那種求知若渴的期盼，有的只是前途茫茫的焦慮。在她／他們眼中，社會學雖然尚未死亡，但就像一隻笨拙的大象一樣，步伐蹣跚、疲態屢現。
在社會學裡，理論或概念都是社會分析的工具，並非先驗性的存在；理論並非獨立、抽離、客觀存在的實體，也不是自我封閉、自我參照的論辯系統；理論更不是社會學家的修辭學或文字遊戲，完全與世俗世界徹底分離。因此，無論古典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涂爾幹，或傅柯、布爾迪厄，到當代的貝克、紀登斯與杜漢（Alain Touraine）的理論建構，都是基於對所處社會的關懷或批判，甚至行動和實踐，這也是社會學理論的魅力和力道所在。
然而，面臨所謂「轉型期正義」的社會，台灣社會學者似乎失去了對威權思想或制度壓迫的批判力與行動力，社會學理論的教學或研究只能以「後設理論」（metatheory）的形式存在，單純在探究、分析、描述理論本身的理論，或致力於理論的建構分析，找出理論的空隙，以批判或修飾理論，進行理論的拆解或重組。社會學理論變成一種形而上的思辨知識，甚至成為博克（Kenneth Burke）所說的「理學」（logology），只是一種宗教的修辭學罷了。
更有甚者，在當前高等教育的控管體制下，大學教師已逐漸淪為論文量產的機器，從廣大的社會場域撤退到封閉的研究空間，大家關起門來做學問。在國家機器的規訓之下，如今，我們關心的是論文不是社會，在意的是篇數而非它所發揮的社會影響力，造成許多人的研究喜歡炒短線，以增加自己的「學術資本」。
在怕被染上藍綠的政治焦慮下，越來越少人有像曼海姆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能夠超越階級的局限，不受學院行規與專業定見的束縛，保持對歷史和社會清醒的分析和判斷，始終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堅定的向權力說真話，成為漫漫長夜的守更人。如今，學社會學的人，不但逐漸失去社會實踐的行動力，也造成理論與行動的分離。最後，理論往往變成抽空的思辨系統，與塵世無關。當社會學理論的教／學，越來越布爾喬亞化的情況下，也讓許多學生感覺這種論述似乎離她／他們越來越遠。
因此，如果我們確信人類的反思與行動能力，我們就必須從「理論」轉化為「行動」。根本上，我們必須認定社會學者不應是社會生活之外的旁觀者，而是社會行動的積極參與者。當我們發現運用某些主流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不僅難以面對台灣轉型社會和轉型問題，甚至還會導致社會學變形為社會巫術的巨大風險時，就不得不轉移我們的方向，實現杜漢所謂從「結構社會學」向「行動社會學」的轉變，將社會學（理論）定位為「濟世之學」，力求從社會批判與行動的立場，來關照轉型中的台灣社會。
我認為，我們的立場應是鮮明地站在社會底層或被壓制的這一邊，以現存社會結構中的壓迫、支配和不平等問題為關注的核心，注重底層的日常生活經驗，揭示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作為社會學的基本目標，以激發師生教／學的熱情，也涵育未來的行動潛力。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中國時報 2008.01.04
缺席的社會學者
翟本瑞
社會學如果不針對自己的社會加以分析，那社會學還能做什麼？各界質疑台灣知識分子不見了，邱天助教授昨日也為文〈知識分子如何不見了〉，對社會學界高談闊論，卻欠缺自我反省的現象，我是深深有感，也有所期待。
解嚴前後，社會學成為台灣社會改革的理論參考依據，吸引許多如我一般非社會學本科的年輕學子，投入到這具有現世關懷又有理論素養的學科。曾幾何時，社會學在專業化的包裝之下，大家都太忙了，都太過專業分工了，但對現實社會的參與及關心明顯地不足。
三天寒流，全台凍死二十四個人，卻不見社會學界有人提出解釋與討論。或許，這只是件小事，但Ｍ型社會來臨、貧富差距擴大、少子化、全球化、產業發展、社會運動、選舉文化、農村問題、家庭結構變遷等等，報章雜誌每天討論的議題，那一則不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只見大家躲在象牙塔，鮮少有社會學者參與公眾討論或提出論述。
於是，社會學棄守真實世界，把發言權交給媒體和記者，讓專業退縮到研究領域之中。這時，知識分子不見了，社會學家也不見了。
邱文指出，古典社會學深具對現實社會的關懷和批判，甚至行動與實踐，這的確就是社會學理論的魅力所在。如今理論和實踐分家，已經無法激發社會學師生的熱情，邱教授認為社會學應該重行面對社會底層及被壓制的一邊，涵育參與社會的行動潛力。這種看法部分正確，部分有待商榷。
社會學傳統中，本來就有批判、詮釋及實證保守的不同傳統，但其關心社會的熱情相仿。涂爾幹、韋伯及馬克思，那一個人比較關懷現實社會？都關心，只是立場和論述不同，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於是，透過論辯與研究，社會學將對真實社會的關心，轉化成論述而開展。台灣社會學界欠缺的是對公共議題的論述場域。
我的一些朋友，對社會時事常有深刻見解，我都建議他們在媒體中表述，讓相關想法成為可討論的觀點。但是，他們都表示太忙了，以致有許多對社會具有正面積極意義的建議只流於個人見解，無法成為公眾論述。太忙了，當然是藉口，但是，這些年來媒體生態改變，以往支持公民論述的媒體空間被藍綠對抗壓縮到極小，表述時還要先分顏色，怎麼可能建立客觀論述？
每當自己投書在報章被刊登，總會得到許多民間朋友的鼓勵和支持，讓我認識到民間需要社會學對諸多問題的參與及關懷，社會學絕不能在台灣社會轉型過程中缺席。因此，社會學需要創造自己表述的空間。
過去，我曾建議台灣社會學會，創造公共論壇，號召台灣社會學家針對每個人的背景與專長，選定議題，每周在不同領域都提供社會學專業取向的分析，以通俗筆調，將理論與現實結合起來，批評並檢討時事。在網路時代，我們可以創造傳播空間，自行發聲，如此，才能在理論與實踐間彼此兼顧。此事後來不了了之，大家也愈來愈忙，社會學也就逐漸在台灣社會中銷聲。
想想下一代如何評價我們：在台灣最重要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學家集體缺席了！
（作者為南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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