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於有河book拍攝的玻璃詩
前言：這是一篇生硬難讀的文章，書寫緣起為看了「自由城的囚徒」這部紀錄片，關於這部紀錄片，兩岸三地都有些討論與關注，因此，不需要再強調書寫，建議大家直接看文末的連結。許多人拿這部紀錄片來討論中國的人權問題，但也有些人輕易地發覺這和過去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無異。人權的問題，放在這類國家機器與國家警察利用公權力的權利剝奪與自由中，更為凸顯。
但是，我想思考的是，如何讓人權變成一個不受文化社會背景所影響的「可溝通的語言」。想著想著，覺得真是個龐大的工程，於是變成一篇生硬且跳躍的文章（笑）。朋友看了建議修改成部落格文章，但我想了一下，決定跟隨著思緒而走。我不為了說服誰，或什麼可親的閱覽率，只是希望理清楚更多事情，並且堅定地相信它。
當然，我也不否認，某種程度是針對那位不知天高地厚，不懂得尊重長上，外語能力不好又不聽別人論點講話的中國留學生。她或許犀利，但絲毫不值得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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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柏楊去世，他「人權作家」的稱號被屢屢提起，但伴隨著的是他的情史新聞。我忍不住對朋友說：「柏楊去世之前的新聞就是妻子外遇，再之前是馬英九去看他。然後大部分的人會記得他什麼呢？」於是，我又忍不住問：「大家是怎麼看待、理解人權這件事的呢？」
（我這質問是出於「人權作家」的新聞重點太過分散，以致於無法讓人理解這個稱號的原因。畢竟，你也可以直接稱柏楊為思想家，歷史學家等等。或者，直接稱呼他為作家。強調人權作家，是不是有必要解釋呢？）
於是，在場的朋友們開始討論「人權如何被誤用、濫用」，包含當一群人以「人權」做為論述時，另一群人也會以「我也有我的人權」來做回擊，其實這兩方的「人權」不是同樣的東西，不能以「人的權利」來做通盤解釋，但望文生義是人的習慣，尤其當他被當成常識而不做定義的時候。說到底，因為眾人也不想瞭解人權是什麼。我很尊崇柏楊，因此，對於媒體在「演繹」這位「人權作家」時，更覺得無奈。朋友雨漣說：「歡迎進入人權作為形容詞的時代。」（形容詞是一種個人的、抽象的主觀字詞，相對於名詞是一種存在的、客觀的、被界定的客體）
換句話說，人權不僅僅從啟蒙時期開始，不論希臘先哲或是前秦的中國哲學家都有相關的論點，這代表一個「文明」的思維。也因此，這樣的思想很難落實為一種具體的「行動思想」，他或許是一個概念，但並不是一種實質的存在，「人權」的位置與定義，便因文化、個人、政體而異--即使我們都以為他是一種普世價值。最經典的恐怕是新加坡外長曾於1993年維也納會議時說：「如果普遍主義是用來否定或掩飾多元現實的話，則人權理念的普遍認知可能是有害的。」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說了一句話，認為他明顯可適用於中國大陸與亞洲地區：「個人必須把國家權利擺在自己的權利之前。」
這都顯示了威權國家的人權概念與位階，甚至由上而下地轉化成個人的思考，於是成為一種文化態度，近日最經典的約莫是這位留學的中國學生十分鐘之內駁倒西方學者的「反西方人權之中國主權論」（我讀完的心得竟然是感謝過去苦讀多年的中國歷史，還有對漢文化的理解，讓我們比那些西方人瞭解這位中國學生自以為是的論點其實只是紙老虎。他們並不在同樣的對話平台中。要譚若思的「一中帝國大夢」或許便是以中國歷史為主，從中國文化觀點去質疑中國民主人權之虛無的最好的參考書籍）。
寫到這裡，默默發現此文差點成為人權論述之研究論文（囧），所以原本想要申論的「對人權的批評並人權的定義」，收手。若有興趣者，可閱讀諾貝爾經濟學家Amartya Sen的「經濟發展與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的第十章「文化與人權」，在這文章中他歸納出三種人權的批評方向，一為人權是受國家立法限制與保障的，二是人權的基本權利與責任是相關連的，必有對權利負責的施為者，三為人權屬於社會道德範疇，若道德沒有普遍性，則其他較有價值的「美德」便會凌駕其上。如同，「愛國」與「人權」的爭論。
當我們在批評威權政體「無人權」時，他們無法理解，因為在他們的優先性中，「人權」位階低，甚至是不存在的，或者，「人權」可能是國族之間鬥爭的字眼，或是一種「西方的，不符合本國文化的思想」。當然也有可能，他們說：「愛國是一種人權。」不意外的，當我們的社會遇到許多爭論時，往往都會搬出另一種意識型態作為人權的一種，例如，捷運通車是一種人權，興建蘇花高是一種人權，或者，因為肺結核所以遣返移工回國是人權，讓移工長年不休假照顧老弱婦孺這是雇主的人權。所以，人權到底是不是一種「普世」的存在，有特定或是普遍的施受者，是值得思考的與討論的。
我無意批評中國「無人權」，甚至我也同意在中國長遠卻無界線並虛無的歷史記錄中，人權很難存在。在帝制國家，服膺權威是正常的。即便在現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控制也是在一種服從中。民主與人權幾乎是相映存在的，在中國是更明顯的驗證例子。因此，我也同意，在中國文化中不存在此東西，所以，這等「西方思想」的「挑釁」（？）是不理解中國，也是蓄意讓中國屈服改變自己的文化（然而，現代中國人又何嘗理解、尊重共產黨執政前的中國文化與歷史？）。只是，當所有人以「人權」個案質疑中國的朋友時，卻受到同樣的忽略，或者基於「愛國」所以不論？
即使，「文化」不同，但對於一個概念的界定，仍然是可以公開辯論的，若連公開討論的自由都沒有，哪裡來的因文化而不同的自由與人權？一群人在天安門前大喊支持胡主席沒問題，一個人在部落格寫文章質疑中國政府便要受到監視判刑？一群人在家樂福前攻擊他國沒問題，一個人因為貧窮活不下去跳河，便要被扣住「破壞國家形象」而入獄？在「愛國」之前，其他都不存在？（更別說愛國本來就是一件各表的事：是真的愛中國？還是愛中國共產黨？）
許多國家用多元文化、價值來支持一個國家的強大，而中國則用一個「強大的國家」來壓制其中文化思想與言論價值的多元。像是一個泡泡一樣。
胡佳便是一個例子。
從我們的觀點，他是「愛國」的，正因為他熱愛國家土地和人民，所以他從事各種社會運動，並且將他書寫出來，然而，卻換來黨國機器冷酷的監控軟禁與押之入獄，理由：「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參見：「苦行僧」胡佳的出世与入世──从致力环保到关怀艾滋 ）
若看過「自由城的囚徒」，不免會覺得荒謬。怎麼樣的人，需要好幾個秘密警察二十四小時長期監控？不讓胡佳與外界接觸？這個政權在擔心什麼？他害怕什麼？需要這樣對待一位肝硬化，孩子剛出生的文弱書生？原因只是他在blog上書寫的五篇文章？
從胡佳到限制記者前往圖博採訪，一直到聖火事件與愛國示威抗議，我們都看得到這個號稱強大的國家隱藏在心中的害怕，當他越感強大，便越害怕他空虛且不實在的內裡被發現，於是，他被需要限制人民，甚至反過頭來利用、煽動人民，讓人民為他的強大發聲。然而越是如此，世界越看得出他的荒謬與恐懼。
目前順服的人民，還要順服多久，才看得到自己的力量與權利？（可惜是，現在的人民把權利依附在國家宣傳當中）看不到時，只是一群紅螞蟻。當紅螞蟻發現，自己的國家只在乎自己的強大，或者國家權力者只在乎自己的權力，他們會怎麼做呢？
最後附上無關但蠻有趣的一段話：
前菲律賓總統羅慕斯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在澳洲國家大學的演講中表示：「在獨裁管制之下，人們不需思考，不需選擇，不需下決定或表示他們的同意。他們要做的，只是跟著去做。這一直是菲律賓不久前的政治經驗所得到的沈重教訓。相對來看，缺乏公德，民主無法生存...現今全球人類所面臨的政治挑戰，不是只用民主體制取代威權體制而已，而是更進一步地要讓民主替一般人效力。
自由城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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