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我們忙著「看不見的北京」宣傳。不論聽者懂不懂我們的焦慮還有論點，我們都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自己的想法：「我們對中國不瞭解。」我們無法從經濟政治強國這類論述來解釋中國，更不會拿國民黨教育下的中國來認同他們，而我們也不會以西方媒體站在一個置高的「文明」角度來詮釋中國，更無法以仇視、毫無瞭解的態度去敵視中國。

我們的焦慮在於，站在一個不論文化歷史族群語言地理位置上如此靠近中國的社會位置與國家角度，我們找不到一個適切的語言還有詮釋角度來討論中國。自然是，我們的教育從來沒給我們反思的空間，而我們的媒體也沒有足夠的多元角度。一切都必須靠我們自己去判斷選擇與經驗。當眾人以「年輕的作家」來形容我們時，我們反而更慌張：這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過早「立言」的心虛。我們謙虛地，試著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在我們的這個年紀，所處的這個位置，所有的這份關心，僅能表現的表現。

當我們用人權來批評中國時，我們到底拿哪一套標準，批評的是誰？在使用這個詞彙時，我們心中有沒有一套共同的，不需攻訐的標準論點？（【論述】人權可不是形容詞）我們有沒「同一人權」？

前幾天，我在自由廣場上，聽到有人拿著麥克風說：「新疆人殺了十六名武警是應該的，因為中共殺了更多的新疆人。」這個人有資格拿著麥克風談人權，或高舉人權大旗嗎？「人權」在這裡不是一種高尚的道德標準，而是醜陋的攻訐工具。

我們可以大肆抨擊中共政權「不重視人權」，因為一二三四五點點點的例子，尤其以北京奧運籌辦為例，他們逮捕異議份子，他們迫遷，還有血汗工廠與工殤。然，我們也要將同樣的標準放到過去舉辦奧運的城市國家中，甚至是，台灣本身的社會與國家機器中（如樂生、三鶯、溪洲部落），如同過去的白色恐怖，如同現在的蘇建和案。不要以為民主國家有何了不起，民主國家最了不起的就是言論開放的程度，可以公開辯論，可以大聲支持反對，但是，在主流媒體忽略之下的「看不見」之處，多的是。從美國攻打伊拉克中移工生活生命的不平等，到台灣主流媒體除了衝突，對於人民權利的漠視，都是例子。

當我們討論這些問題時，要分清楚我們關注的昰奧運，是中國，還是中國辦奧運？我們批評的是中國，還是真的在乎人權？

回到中國，我們如何去討論中國的「無人權」？我們去批判的是政體、政府或是整個中國？若是把「中國」當全稱，我們便落入自相矛盾的一點：人家的憲法可是包含人權的主張，而我們幫忙聲援的異議份子，多半都是「維權人士」。中國內部沒有人權的聲音嗎？是沒有，還是你聽不見？

我和慕情都認為，「選擇」是很重要的，「自由」是很重要的，必須賦予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辯論的權利，在這條件下，如果人民選擇民族主義或是極權，也是出於他們的自由意志，他們的決定。但，「人權」的彰顯與伸張，似乎必須在人民本身能夠意識到自己被剝削、被剝奪權利的狀態下，他們才能夠對其產生認同與反應，由他們定義他們自己的「人權」。這約莫也是我們與中國大陸網民論戰，始終無法對焦之處。（再強調：我們談的是人權，而非政治或獨立）

就目前來說，中國人權是我們伸手莫及之處，但我們可以試著瞭解、接觸這些資訊，唯有瞭解認識，才有對話交流改變的機會。我是這麼認為的。甚至，兩岸的人權團體可以互相師法，合作，對話，將聲音共同拉抬到國際上，做出一種別於西方的人權定義與論述。

寫這本書，是我有系統去收集、瞭解中國人權的基礎，讓我開始整理自己的想法。也因此，有機會，我也會去觀看、閱讀相關的影片資料。在每場宣傳活動中，我都會衷心地感激自己生在網路時代，可以輕鬆地獲得許多資訊（儘管資訊篩選非常困難）。網際網路，若干程度地去影響以及擴大了人權議題與行動。以台灣為例，不論樂生或是環保運動，都透過網路展現了另一種社會運動的形象符號與行動方式。在中國亦同。

我們知道胡佳被軟禁的生活，觀看他被軟禁的呢喃，將我們與胡佳之間拉近。可以看得見胡佳拍攝的影片，要感謝網民與網路的偷渡釋出。此時，我們依然透過網路，得知胡佳妻子與女兒的訊息，知道他們的狀況，知道胡佳的狀況。當然不用說貴州的「俯臥撐」事件，四川大地震或是楊佳殺警案。

但是，在這裡，我想補充論述的是網路與媒體如何開啟中國公民行動與中國維權運動，讓中國社會內部自行產生了人權的意識、行動與討論省思。這些東西，書，當然放不進去，但不是沒有。不但不能忽視，而且必須關注，如此，才能在「無國界」的狀態下，瞭解對話與合作。

我們並不奢望同一世界，同一夢想，但我們可以找尋同樣語言，面對「同一人權」。讓人權成為基石，成為共同的語言。

文章待續。

參考資料如下：

中國維權運動

朱中原:公民維權推進司法進程與公民社會進程

互联网与中国公民社会

點評：中國年網絡自由運動

自由亞洲：互聯網和中國公民權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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