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po | 12 April,2009 1:11

常常在桃園機場的第一航廈感覺到一種寂寥，和你抵達香港機場時，感受到的奔忙不同。在香港機場，很容易感覺全世界航線在此交錯的動感，大概和身處曼谷機場的壓力是一樣的。我常常在想，這到底是一種因為離鄉而產生的感覺，還是因為香港的精采讓我眼花撩亂。

主流商業媒體總有一套去勾勒「經濟」的制式描述，機場的繁忙，通常會放在導言敘述。在香港機場候機時，我心中常出現打字機的聲音，擊出的是那個段落：「某夜晚，香港機場人潮不減，往來的旅客不絕，多半穿著西裝拿著公事包，為了商務奔波，他們可能一日來回，在這個機場交錯...香港經濟多麼發展，多麼繁榮」。

敘事或許會開始轉向上海浦東機場或是北京首都機場，或是深圳或是廈門，鏡頭會拉到那些城市的進步繁榮，不斷督促著島國的「應該要有」競爭力。當我準備在香港候機時，想像若是還停留在原本工作的自己，八成會在電腦上敲下這些字眼，而我在等候的班機，應該是前往某個台商聚集的大城市。不過，那時，我卻等著一班前往雲南昆明的國內小飛機，和我一起候機的乘客看起來都不是商務人士，多半是旅客與返鄉者。

←寫著東巴文的老先生

少數民族展示場

2006年，媒體已經炒過一波又一波的中國熱，「祖國的偉大繁榮、經濟前景」催促著島國的人們前往一窺究竟。「老中國」在多次來回之間不斷地感嘆說：「這些年，中國進步得真快，發展真迅速。」我顯然錯過比較的基點，因為這才是我第一次踏上以為熟悉到不能再熟的中國大陸，去一個對我來說神祕又美麗的西南省份：雲南。我不為祖國的美好而行，我為的是所閱讀到的少數民族的風情而去。雲南，全中國匯聚最多少數民族的省份。背起背包，我心中人類學家的靈魂燃燒。

旅途中，我帶的書是林燿德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還有舞鶴的《餘生》，前者談泰雅族透過「政權」轉變，而延伸討論外來文化對原有的神話文化傳統的衝擊，是很「奇妙」的小說。後者主要是作者探索霧社事件的始末，以他特有的文筆，探討賽德克族一直以來的黑色哀傷。整個旅途中，《餘生》我便看了兩次，每次閱讀都很激動。兩本小說的基調黑色哀傷，而我卻在一個顏色繽紛飽和的「少數民族集合展覽場」，憑藉著高原冬日難得的陽光，細細讀完。

我在納西族的聖山玉龍雪山下，橫越了整個大陸，跨越海峽，再上高山，追尋著島國少數民族悲涼的歷史。是故意也算偶然，離開島嶼會更思念島嶼，即使是與己身無關的土地歷史。我想自己是刻意想要帶著這點連結，好讓自己不在這個曾誤以為故鄉的土地上感到陌生而寂寞，於是我閱讀更寂寞的少數族群的故事。

而此處茶馬古道交會的麗江古城，除了多年前的大地震，似乎沒經歷什麼多大的苦難，甚至創造於一千年前的東巴文還保存著，成為世界上唯一被使用的象形文字。這裡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人生鼎沸，酒吧林立，賣著少數民族的風情。連張藝謀都不只曾來「千里走單騎」一回，還大器地製作了「印象麗江」，動用了五百名當地人擔任演員，養了一百匹馬。想想奧運開幕式張藝謀的執導特色，不難想像「印象麗江」給予的麗江印象。

↓張藝謀指導的「印象麗江」


但在香港機場時，我沒有想到這麼多，我對於即將踏上的那片土地沒有任何想像，大約也是超越我的想像。

海關考驗認同

初抵昆明機場時，有些錯愕，大概是太過平板的簡單，我以為會稍微花俏一點，但後來我發覺中國的很多城市都有這般說不上來的「粗線條」。雖然是寒冬，但陽光很清爽，線條也更清朗了。

在飛機上，我費神地研究了一張又一張應該填的單子，困惑且仔細地填寫，身為一個台灣人，非常清楚自己在一種說不出卻也不知何樣貌的禁忌上。機上隨手取得的報紙，大剌剌地報導著民進黨天王們的消息，嘲諷意味十足，我也仔細閱讀，但嘴角藏不住我的不以為然。

過海關前，我莫名緊張。因為我眼前出現了「囚犯難題」：我到底要走那個通道？本國人或外國人？幾乎每次我到中國，若是沒有出現「港澳台通道」，我就又會開始陷入疑惑，而且每次都忘記自己上次到底走那個通道？

小海也和我討論過這件事，她從印度或尼泊爾進西藏時，必須先通關，有兩個通道：本國人與外國人。她因為不知道自己該走那個通道，於是站在兩個通道之間。海關人員看他都不動，問她怎麼不走？小海如實告知了自己的困惑，邊境官員於是親自帶領她走了特殊通道。

小海的認同並沒問題，她不過是知道自己在某種險境，而他並無法賭上被刁難的風險。我沒有那麼複雜，只是一個「初到貴寶地」的疑惑，隨即我的反骨讓我走過了「外國人」那個通道，我和海關人員沒有交談任何一句話，他就蓋章了。我沒想到如此簡單。畢竟，我心理已經盤算好我的台詞：「我拿的是台胞證，並不是身分證，這是特殊證件。」

提到台胞證，又是另一種彆扭。我覺得對雙方都是。

初辦台胞證時有點不悅，覺得是另一套麻煩的手續跟多餘的花費，裡頭的簡體字也讓我有說不上的怪異感，帶兩本證照出門，更是覺得累贅。總之我充滿了抱怨。在桃園機場時，我不曉得該拿出哪一本給海關看，在香港辦簽證時亦同，到昆明時知道明確要拿出台胞證，但回程在昆明機場辦登機時，地勤嘟噥了一聲：「護照。」「什麼？」我覺得我聽錯了，操著標準普通話的地勤正色地看著我說：「你要把中華民國護照給我。」我臉上有無數個驚嘆號，但心裡卻有種錯愕的喜悅，好像我的無知讓我的國家小小的勝利一回。很無聊的內心戲。

不過這不是第一次。昆明機場簡單到沒任何銀行兌匯服務，在指示下，我穿越馬路到機場對面的中國銀行換錢。出了機場大門，旁邊就是公車候車亭，沒有太多的阻礙，我快速地通過一條不大的馬路就到了對面的銀行。帥氣的銀行員跟我要了「護照」，讓我填寫表格。「國籍」那欄，我填下了「台灣」，銀行員看了一眼，把錢拿給我，「護照」交還給我。手續就辦完了。於是，我想的是：「這台胞證是要應付誰？」

花了一元搭公車進市區的青年旅館，二話不說，身分證明依然是「護照」。我突然意識到，人類社會的交往很平常，依循著慣性與默契，單純的人和人之間的交易或交往，並不存在太多的隔閡與「標示」，但我們卻不得已陪著「上面的人」玩著權力的遊戲，在他們的賽局裡頭。

我是持著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人，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