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議題常常被我拿來拿做「國際觀」的測試，若我們只以為所謂的國際觀是必須掌握世界政經趨勢，或說得一口好英文，就小看了這座島國原就有的豐富了。某次到高中演講時，我問台下正待翱翔的男孩們：「你們能告訴我你家隔壁的『外勞』來自哪裡？他的國家發生什麼事嗎？」

我們身邊時常出現「異鄉人」而我們對他們一無所知，以致於我們偏見害怕或是冷漠。他們或許時常出現在社會新聞中，以訊息的方式成為某個事件的「他者」，事件或者是逃跑或者是偷竊或者是殺雇主，客觀的新聞呈載不了太多生命故事，於是我們漠然卻持續容許某種不由分說的偏見與誤解持續無意識地累積於記憶中。

TIWA秘書長顧玉玲致力於移工人權多年，與他們長年相處聊天傾聽處理問題，故事累積成一本《我們》，沈痛厚重剖開層層問題為「我們」發言。讀者無不感到憤怒難過無奈頹然，因為將之視為他們的「我們」與這個政府與這個社會，共同羅織一張構陷的網，讓他們成為問題製造者。儘管他們有家有故事有血肉能哭會笑，與我們一樣都是這社會中的生存者。

李奇拍了一部「歧路天堂」談移工的故事，是台灣第一部描述移工的電影，充滿人文關懷，也儘可能在兩個小時的影片限制下，描述問題。我們可以看見李奇初掌鏡就展現的技巧與成績，也可以感受他的誠意與企圖。然而，「歧路天堂」仍無法避免有著國片慣有的問題，將電影理論與技巧置於優先。若是其他電影，或者我們只能搖頭於導演的夢想與喋語世界，但對一個社會寫實電影來說，挪用多餘的場景與鏡頭，卻是省略了問題的交待。若不是讀過《我們》，這樣的移工電影，除了一些悲哀的情懷，觀眾能了解問題在那裡嗎？幫助認識的過程中，有無製造另一種誤解的可能呢？

P.S 參與《我們》新書發表會時，顧玉玲提醒我們，報導容易只淪為某種判斷的陳述者，然而，事實往往不是如此。例如，一位包庇外勞或藏匿外勞的警察，或是收費的警察，其實有時候是利用某種方法讓移工不被不好的勢力管道控制。這種故事尚且無法收錄於書冊，何況電影的包容度？

P.S2 一直無法寫《我們》的讀書心得是因為他太過厚重。今日和同事聊起，兩人都萬分激動，很難直接面對書中的溫婉字句，那無疑讓我們羞愧。

明言與暗示─評《歧路天堂》

【電影】686字短評頤和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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