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便從twitter上得知高信疆先生去世的消息。而後，阿孝老師寫了一篇紀念文：紙上風雲第一人 高信疆辭世。今日中時也做了兩版的紀念版，讀起來讓人感佩，但也讓人唏噓那個文字的黃金盛世不再。

對高信疆並不陌生，他是課堂上會提到的人物，是教材的一部分，但其實並不熟，畢竟他席捲「人間」時，我呱呱落地不久，與盛時的「人間」錯過。但也不是那麼遺憾，他留下的「人間」，從我認識字以後，便一直出現在我家的客廳裡。佔據著我的閱讀記憶。

這陣子翻舊報紙翻到，還會忍不住懷念一下當時閱讀人間的滿足感。而小我一屆的學妹，也正在「人間」工作。雖然許久不看報紙，更不會讀副刊（副刊也很難看），但在精神上，還是有些許聯繫感。甚至，我正操持著這份志業。

今天，看到《南方週末》兩年前的一篇採訪稿，讀來有懷舊之感，但也不失熱血。畢竟，這樣的傳統、文化與精神，曾透過教育，烙印在我的心裡，不能也不會忘記。

高信疆：講述「人間」的消息
南方周末　  　本報駐京記者　夏榆

 
李歐梵曾經說：國民黨經常會花重金邀請海內外的著名人士爲政府建言，但是國民黨建言會的影響力不如《中國時報》的一個“人間”副刊。創造“人間”副刊輝煌時代的就是高信疆。

1976年，李敖出獄，開始籌劃獲得自由的生活，照李敖的說法，他曾有過賣牛肉面的打算。當時有一個人珍惜李敖的才華，認爲李敖煮的牛肉面一定很難吃，下手煮辣面不是李敖的專長，辣手著文章才是他的千秋大業。這個愛才的人，就是當時臺灣著名的報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高信疆。高信疆冒著丟職的風險在《中國時報》一連好幾天預告李敖複出的消息。很快《中國時報》的讀者就看到了李敖鋒芒畢現的文字，經由“人間”副刊，李敖重出江湖。

高信疆，臺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前主編，曾任《時報周刊》總編輯，《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總編輯，《人間雜誌》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香港《明報》集團編務總裁，馬來西亞《星州日報》顧問等職。有傳媒評述他“推動臺灣本土藝術和文化的發展卓有功勳”。

遠避喧囂聲稱已退出江湖多年的高信疆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回首《中國時報》“人間”往事，重溫臺灣島內的思想風暴和紙上風雲。作爲以往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高信疆已是滿頭華髮。

變動時代的寂寞

“1976年，李敖出獄以後面臨的處境是被全面封殺。‘人間’副刊發表李敖複出以後的第一篇文章《獨白下的傳統》被看成是對封殺的突破。李敖早年的第一本書是《傳統下的獨白》。出獄以後他又寫了《獨白下的傳統》。”

《獨白下的傳統》在“人間”做了一整版。事先高信疆沒有跟《中國時報》的董事長余紀忠說。“我知道說了就登不出來。我先發，報紙出來以後，我打電話給老闆，我說我發了李敖的文章，事先沒有告訴你是因爲我不想把責任推到你身上。你可以處理我，沒有關係。老闆問有問題嗎？我說沒問題，他說那就好。”

當年受惠于高信疆冒著風險的除了李敖，還有柏楊。在柏楊出獄不久，高信疆就去拜訪柏楊，約請他寫專欄。在高信疆的努力下，“人間”集結了一大批思想獨到個性鮮明的學者、作家、畫家和音樂家。高信疆獲得了余紀忠的支援，對餘懷有知遇之恩。“我一生就這麽一個老闆，他是我老闆，也是我老師，他愛才、識才，他知道誰有哪一方面的才能，然後他又善於用才，而且他個人就有一種英雄氣質，他有很強的對於藝術、文化、甚至文學和文字的見識，憂時傷國。”高信疆說自己能夠跟余紀忠對話，最有共鳴的就是彼此對中國文化的關切。“我們對彼此的很多想法都能夠欣然領會。2002年4月9日，余紀忠去世，時年93歲。”

高信疆編“人間”副刊有過一段風雨交加的時候，經常被人跟蹤、盯梢、恐怖電話騷擾。“但我不屬於任何派別，不在任何陣營，結果是要不人家對你懷有戒心，要不就恨你。現在民進黨的一些大佬們當年約我出去喝茶，向我致敬，當時他們是在野政治勢力。宋楚瑜當年是新聞局長，對‘人間’也難有信任，有幾次約我吃飯希望溝通，也沒有結果。”

“人間”創刊是在1972年，高信疆1973年接手。當時的臺灣還是一個處於禁錮中的社會。1949年，蔣介石率國民黨餘部退守臺灣，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麥卡錫陣營發起對共産主義的圍剿和迫害，臺灣戒備森嚴，臺灣島內成爲冷戰架構下的軍事戒嚴體系，臺灣社會中左翼知識份子與工農力量受到打擊和迫害，來自於中國大陸左翼文藝的理論與歷史傳承都遭到殘酷圍剿。這種圍剿和迫害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

“ 我不屬於任何派別，不屬於任何派別的結果就是寂寞的狀態。在一個變動的時代中，你不屬於任何派別你就會很寂寞。因爲整個時代都在選擇立場，那是在打組織仗，不是在打個人仗。”高信疆在那時候得到余紀忠的支援，也受到他的保護。有一次，余紀忠特意安排臺灣“國家安全局”局長黃永樹與當時臺灣“司法院”的院長黃少溥，同高信疆一起在余紀忠的別墅裏對話。余紀忠問黃永樹：高信疆究竟有什麽問題？黃永樹說沒有問題，余紀忠就說，沒有問題你們以後就不要麻煩他了。

思想風暴的中心

1976年2月開始，“人間”副刊連續推出三個大特輯“人間參與”。

“ 第一個大特輯就是陳若曦反映‘文革’的一系列小說，當時在臺灣的報紙不敢登，因爲她的文字裏很多地方寫著‘毛主席萬歲’等等，當局一直在對民衆說大陸民不聊生，但是在陳若曦的文章中，大陸的人還可以吃魚，吃北京烤鴨，這些文字讓臺灣人很驚訝，當時臺灣的報紙都不敢登。還有在臺灣的報紙‘北京’要叫‘北平 ’，‘中國’要加一個框，表示大陸。‘共產黨’要稱爲‘匪’。我接手‘人間’後所有這些都被糾正過來，中國就是中國，沒有加框，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我也從來沒有用過‘匪’字，我把陳若曦的小說全部按照實況刊登，一個字也不改。那時候是一個謊言盛行的時代，‘人間’副刊是把一個非常荒謬的顛倒的現象給顛倒過來。”

“ 陳若曦的專輯完了我開始挖掘洪通，洪通是個素人藝術家，不認識字，不會寫字，以前做過泥水工，然後四十五歲的時候突然就發狂，熱愛藝術，拼命畫畫，他的畫沒有師承，但是他的畫自成一格，他不爲名不爲利，也不展覽，也不賣畫，就是狂熱地畫，這不是藝術是什麽？做洪通，大量的做，連續5天全版，各式各樣的討論，各式各樣的見解，大家來討論洪通現象。那個時候洪通的畫展在臺北美國新聞處展覽，門口看展覽的人排長龍排了兩條馬路。

再往下我又做了雕塑家朱明，也是小學畢業生，自己拜師，自己學藝，後來成爲一個雕塑大師，又是傳統的，又是民間的，然後又是現代的，最後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我又是連續5天的做，排山倒海。”

“ 那時候讀者電話、投書多極了，報社鬧翻天了。當時總編輯、總經理、採訪部主任、發行部主任、廣告部主任五大巨頭找我去開會，要我立刻停止。我說我是學新聞的，我當然知道報紙只爭朝夕，但是新聞媒體還有一個歷史使命，關鍵時刻要爭千秋，我說現在是關鍵時刻，我們在寫歷史，你們要讓我停止，對不起。我是主編，我對我的副刊有責任，我對我的讀者，對我的新聞的認知，對歷史有責任，我要負責到底。除非報社把我開除了。他們氣死了。10分鐘以後，我接到余紀忠的電話，我想大不了我辭職不幹。結果余紀忠說：我告訴他們我就喜歡你這樣的理想性格，你會對報社有大的貢獻，所以請他們忍耐，但是你要跟長輩們道歉，你那樣講話不禮貌。”

“1979年，臺灣爆發了震驚海內外的‘美麗島事件’。這個事件，爲1970年代畫出了一個悲愴的終結，也爲1980年代開啓了激蕩的序幕。它給臺灣知識份子思想蛻變一次沈痛的洗禮。它使關心這塊土地的知識份子，不論身處島上或異邦，都迫切地必須重新調整焦距，開始檢討自己理論探索的歷史航道，也開始反省實踐的著力點。”

1979年，高信疆在“人間”副刊上，推出一系列的思想性專輯。這些專輯，使長期以來在臺灣被視爲禁忌的“五四運動”浮上臺面，“人間”副刊大量引進新思潮，開闢各種論辯的議題，乃至於對過去因爲意識形態禁忌而具有魅力的思潮採取了更高的反省姿態。一時之間，各種跟社會實踐有關的思想學說蔚爲顯學，使1980年代的臺灣成爲一個社會哲學的年代。

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人間”副刊不斷地推動臺灣社會和文化潮流，成爲臺灣當時政治和文化的風暴中心之一。

繞過半個地球尋訪卡內蒂

“ 西蒙娜－波伏娃寫過一部書叫《第二性》，說女性是第二性，永遠是男性的附庸。副刊在報紙的歷史中一直是第二性，是報紙的附庸、配置或者點綴。我把副刊從第二性變爲第一性，從報屁股的位置變爲跟正刊一樣重要的地位。我做的版面不稱爲副刊，我叫“人間”版。報紙上的任何一個版面都是重要的，否則要那些版面幹什麽。”

“我開始編‘人間’的時候，《中國時報》發行20多萬份，後來通過我們的努力發行到100萬。在那麽小的地方，在那麽短的時間發行100萬，我很爲我們的業績驕傲。那時候對《中國時報》的讀者做過一個調查，問他們最先閱讀《中國時報》的哪一個版，結果是75％的讀者先看‘人間’副刊，然後才去看社會新聞、國際新聞。當年的‘人間’版被別人偷呵，很多讀者問我們，光要《中國時報》的‘人間’版行不行？”

高信疆從編輯到編輯主任到總編輯層層過來，工作的投入程度有過五天四夜沒離開過報社的紀錄，疲倦了就趴在桌上睡，跟人講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以後就把他叫醒。“我一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爲什麽這麽工作，我讀《狄德羅》的傳記，看他編輯《百科全書》，開始有錢支援，幹了幾年以後沒人支援，他一直這樣工作了二十年，最後終於完成《百科全書》的編輯工作，狄德羅有一個工作信念，他認爲自己是在爲人類而工作，所以他才會有巨大的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狄德羅給我很深的感動，我覺得他是偉大編輯的榜樣。”

“ 作爲媒體的一個編輯人，你應當有一個角色的自覺，有一個身份的認知。你這個身份是聯繫在專業精英跟社會群體之間，你應該做一個很好的橋梁。但是當你在做橋梁的過程中，尤其在一個社會處於變動、轉型的時代，你必須有一個理想，就是你要做什麽，你爲什麽來做這個編輯以及你如何做。然後對編輯的責任、使命和方法你都要懂，否則你就不是一個稱職的編輯人。因爲你跟公衆有關，你不是在完成自己，你不是一個藝術家在做個人的創作，你是在一個社會裏邊，你是記錄這個時代，甚至探討現實的社會問題，以及你去追尋大家一個可能的共同的理想，這個時候你要有一個自覺。”

“這種自覺在我而言就是首先要認識你是誰，你所處的時代是什麽，你的環境整體的需求和問題何在。”

“‘ 人間’的成功還在於編輯的獨立意識和獨立權力。編輯的獨立權意味著你首先要有專業精神，然後才突顯出你的編輯理念，你的編輯理念和你的專業精神結合之後，你的權威感跟社會對你的期待和敬重才會呈現。我讀中國副刊的編輯史，看到孫伏園編《晨報》想發魯迅的詩，後來被撤掉了。孫伏園就強調編輯的獨立權，但他沒有成功。那個時候我就成功了，我跟老闆說副刊要獨立，我簽字就直接付印。余紀忠同意了。”

“ 編輯有了獨立的權力就有了工作和創造的熱忱，副刊有這樣的可能性，可以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各式各樣的展覽，你可以提出各種命題，關注各種的社會焦點，那時候我不僅是編副刊，還演講、辯論、座談，電影欣賞、電影周、畫展、文學獎、文學周，我樣樣都做。下鄉、到大學，我要把‘人間’的影響力傳播到每一個角落。你想它怎麽會沒有影響力呢？”

李歐梵曾經說：國民黨經常會花重金邀請海內外的著名人士爲政府建言，但是國民黨建言會的影響力不如《中國時報》的一個“人間”副刊。“人間”的影響力從臺灣擴展到海外，世界各地都有它的讀者。“1980年波蘭詩人米沃什獲諾貝爾文學獎，我們接到外電傳真10分鐘以後就訪問到他，米沃什接到我們的電話很驚訝，他說我剛剛獲得消息，正準備出門，你們的電話就打進來了。他以爲是哪一個家人打電話來。我們做了一整版，那是華文媒體惟一一個在第一時間訪問到米沃什的人。”

“1981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德語作家卡內蒂。在獲獎的消息發佈的時候，我們準備了十幾個各種語言的專家和文學工作者，卡內蒂獲獎的消息一出我們就迅速出擊，打電話，向世界各地，我們海外的朋友又多，作家、文學教授、出版人，各方面的人都訪問，排山倒海的就訪問過去了。我們訪問了諾貝爾獎委員會，訪問了出版商，訪問了他的鄰居，訪問了他的德國和美國的朋友，全部都訪問。都是在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之間的。當時卡內蒂在伯克利大學教書，我們八點半接到電訊，九點半報紙就要開印，我們做了一整版，標題是：繞過半個地球，尋訪卡內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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