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對我的影響，就是讓當年還是小學生的我，立下當記者的志願。這個影響在我的履歷自傳與部落格中數次出現。之前我離開媒體，也是因為我發覺記者這份工作已經不是「寫歷史」，而是在「製造言說」。老實說，沒有什麼不對，但是有很大的失落。對我來說，新聞是個歷史紀錄，媒體工作者都是「見證者」，書寫時，他面對的應當只有讀者與歷史，而不是心中的妖魔鬼怪，所以，要誠實地面對事實。

所以，從我當記者開始，我就開始寫新聞台/部落格，因為我陷在「新聞室控制」中，但網路書寫我自己作主。其實在我讀大學時，我便時常利用bbs來記錄與討論我的新聞與觀點。不過，一直到今天，我發覺即使是網路書寫都不是那麼自由，少了「新聞室控制」，但還是被社會控制著，會小心隱藏自己個人的私事或是拿捏那些該說那些不該說，心中的那把尺，在編輯室裡，也在自己的心裡。

因為六四對我有影響，所以我不是盲目地去紀念他、記憶他或書寫他，我看過不少資料，也讀完一些書，那些八卦也是聽過的，我對89學潮某些部分也有不以為然的意見，我也可以幫共產黨「解釋」，從他們的角度來理解這次事件。然而，那些都與我個人的關注無關，我不是當事人，無法說什麼。我最關心的還是，這個歷史如何被解釋、被記憶，還有被討論。「事實」有沒有如實被訴說，正如台灣的白色恐怖與二二八。畢竟，我曾「看過」新聞，看到確實有人死亡，國家政權確實對人民施以暴力。而這些人也確實不承認。不承認就罷，為了消彌這些聲音，抓走、驅離民運份子，異議者，甚至只是旁觀者。他們試著在人民心中抹去這樣的記憶，扭轉這樣的歷史論述，民眾不能談論他，媒體不能報導他。面對歷史的能力都沒有，怎麼能如實寫史？

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我確實感受過「新聞室控制」的威力，出社會後，我更深刻感受到資方的壓力--大學時，不過做個實習報紙，連校長都能打電話來施壓--我相信每個把新聞當志業的人，心中都有個司馬遷，面對一個要你繞過某些新聞事件或聲音的漢武帝。1989年的中國媒體也是如此，所以，「新聞自由」、開放黨禁報禁也是學潮的訴求。一個社會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怎麼能夠堅持只有一種路線與真理？六四前，「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不過就是沒聽黨中央的意見，刪去支持肯定胡耀邦的語句，便被撤換處分，才導致新聞界與學生的聲援並反擊。然而，六四之後，這類衝突或大或小零零散散的發生，自由派媒體忖度著那把尺，不停探測界線，幾乎以肉身相搏。「南方周末」就是很好的例子。

採訪地下作家廖亦武時，他說自己是出版殺手。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所以沒參加學潮，但六四之後，他做了首悼念的長詩，便被抓去關，成了政治犯。當了政治犯的他，接觸的都是底層民眾，於是他把他們的故事記下出版，然後不停被禁，如此就算了，邦他出書的出版社受到制裁，甚至「南方周末」登了他的訪問，也讓「南方周末」整組被撤換處分。他很無奈地跟我說，他對他的人生沒有選擇。

我並不會覺得那個政府比較好，那個國家比較好，什麼是對，什麼不對，那不是我能判斷決定的。但總是要讓人能說真話，要讓人有選擇的權利，這在我談論中國人權相關文章都提過。就算今天要統一，也是要我們選擇統一，而不是你逼迫我「只能選擇」統一。那根本毫無選擇的自由。人比其他動物高等一點，不就在於他能思考，也能選擇？而不是讓DNA來決定生命軌跡嗎？

由於今年花很多時間研究中國媒體與中國新聞自由，發現六四也影響一些中國媒體人，他們在限制之下，發揮他們能發揮的最大衝撞性。那多是因為他們曾經歷過那場洗禮。藝術創作者如婁燁也是，維權人士也是，甚至連廖亦武都是。「我無從選擇，但我只剩這些了」。

諷刺的是，說是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台灣，雖不為「黨」的喉舌，卻也不幫人民說話，他讓資本說話，讓市場說話。我們學新聞的，從來就知道媒體與媒體工作者，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意識型態，所謂「客觀」是不可能絕對存在的，一個新聞原就有許多面向，光是「導言」或是「引言」便顯示了主觀意識，即使如此我們還是一直在說「客觀」這件事，便是因為我不能夠否認這件事情發生了，而這件事情確實產生了許多影響。香港人問我為什麼參加他們的六四遊行，我說：「因為『說出真相，拒絕遺忘』打動了我啊。」香港也算是自由之地，但是政府的主導與媒體的自我設限，讓香港媒體根本不需要20年前的欽本立事件，也不用到南方周末的膽量，就自己退縮了。就算如此，香港人還是靠著一年又一年的慶祝活動與出版，對媒體造成壓力，讓即使親中的「明報」，也不得不報導六四專題與活動。為什麼香港人這麼熱？因為他們都承認了六四也對他們造成影響。

那台灣呢？



當然不意外，我們會看到不同意識型態與立場的操作淡漠或是詮釋。不管要說什麼，最要緊的是，現在我們還能說。這是今年六四我最在乎的一件事。但我想，我小時候立志時，應該沒想到二十年後媒體如此複雜，社會如此是非混淆吧。不然我不會亂立志向的。

當我文章寫道最後，中共連twitter及許多網站都封了，讓中國網友氣得跳腳說，「本來年輕人不知道六四，現在搞得他們不得不認識六四。」這樣缺乏自信無法裡直氣壯以至於遮遮掩掩的政府，二十年後，還活在自己的謊言中，只可惜謊言說久了，還是不會變成事實與真理。

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米蘭昆德拉。

下期預告：香港80後的歷史記憶與新聞拼貼

背叛事實的歷史：我的六四「小歷史」

【六四】楊寬興2006-9-4〈愛情、憧憬、與血 —「六四的」《頤和園》〉

曾慧燕：《北京植物人》馬建十年鑄一劍

這期明報月刊的社論:

好在「文學」是人民寫的　（卷首語－潘耀明）

　　今年是八九民運二十周年。前中國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為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所寫的序言題目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寓意目下「六四」還是由中國官方寫的歷史，人民寫的「六四」真相的歷史還未出現。坊間寫的「六四」歷史不少，也是屬於野史居多，正所謂沙塵滾滾，泥沙俱下，有多少構成真正史實，也難以定論。相對五四運動的九十年，「六四」只有二十年歷史，五四運動尚難釐清真正的歷史問題，更遑論只有二十年歷史的「六四」。

　　相反地，以社會運動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則往往比人民寫的歷史容易寫得多。所以五四運動後湧現出大批新文學作品，文化大革命後也產生了大批的傷痕文學。以「六四」為題材的「六四文學」（暫名）也剛剛起步。月前在日本獲悉一部以「六四」為題材的小說獲得日本的文學大獎——第一百三十九屆芥川文學獎，作者是旅日中國作家楊逸，書名為《印證時代的清晨》。以日本著名文學家芥川龍之介冠名的芥川文學獎初設於一九三五年，目的是為了培養發掘純文學新作家，由日本文學振興會審查，每年舉行兩次評選活動。在長達七十多年的芥川文學獎歷史中，非日語母語的外國人獲此殊榮尚屬首次。

　　文學從根本來說，是人學，是屬於社會大眾的，也是超越國界的，它比起歷史也許更生動、更有說服力。因為它不光是一摞摞死的資料，它是民族思想的生動紀錄。我想說的是，「好在『文學』是人民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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