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意明顯的午後，受邀前往陳文成基金會，聽一位女作家談他前陣子到中國的經歷。原以為是一種方正的分享，畢竟，女作家是執行一個計畫，未料，女作家從「媽媽生病」開始談起，細細微微地將這個工作和自己的人生密織在一起，砰的一下子我進入了他的故事中。桌上滷味與花生米，慧玲姊猛然遞給我一罐冰啤酒，這些都讓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沒有想過自己會在一個午後看視一個陌生人的生命，也沒有想過在工作日喝一罐啤酒。不如原來預期的方正，卻跌近了綿綿密密裡，覺得有些恍惚。

女作家的故事從自己的媽媽開始，說到了北京的文學和藝術，在他經驗的許多細節當中，又是一個又一個人物的故事從他的嘴邊吐出，那些人物都沒有太多的形容，就是一個簡單的身份，但僅僅是那些故事和話語，便全了一個人物的臉孔，一個階級的氣氛，一個城市的意象，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的矛盾。當女作家說，某個畫家整夜和人討論著一張毛毯以致於他的情人快要崩潰，我察覺了故事的精彩與荒謬，都藏在一些細節裡，而我們很少查視那些細節。

然而這些都不是重點，我聽著女作家談他媽媽的病，而他因此而關注那些病的相關創作，他又如何在北京聽到一個類似遭遇的女歌手，重新登台，在小酒吧裡歌唱，他如何討人喜歡又如何不安，歌如何唱壞了，但女作家卻嚎啕大哭了起來，因為那樣的同理和共鳴，因為一份關於人的理解。

歌手的歌迷們，安靜的坐著聽歌。一個來自農村的女孩，想到北京找尋工作，不為了什麼，就為了在有這個歌手的城市裡生活。生活很苦。女歌手的生活更苦。女作家提到了「麥田捕手」，提到讓他崩潰大哭的片段，這個女歌手，讓他想起了霍爾頓，想到了踩空而後消失。當晚，女作家獲知小林村滅村的消息後，又在手邊的畫冊中看到了一位捷克猶太人的攝影作品，一張五歲男孩背影的照片，這位捷克攝影師的年紀，恰好是經歷過集中營的那代兒童。女作家細膩地去訴說那種心理過程，那種認為自己會踏空消失卻又害怕自己真的消失的痛苦。而那是出於一份同理。

當過新聞編輯從事過婦運的女作家，曾經試著書寫他自己生長的城市，也就是台北，他說，他特別為一群「歪歪斜斜」的人所著迷，他們也許總是出現在社會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說著常人不能理解的怪話；也許總是被時代驅趕到了邊緣，沒有大路可以行走而要轉彎繞道，但是這樣的一群被認定為少數的人，不應該單單因為「以自己的方式活着」而受到懲罰。

細膩而體貼就能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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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一個城市應該有什麼樣的氣味，或許是乾淨的街道、井然有序的建築物，或是小資的氛圍，我也不知道如何才叫偉大的城市。然而就我而言，許多人到城市來找個機會追求夢想，城市原本就包容了發展的歷史與許許多多種類的人，正是這樣的形形色色，城市才很精彩。如同台北市我特別喜歡萬華區和中山北路，但我試想當許多人讚美台北或批評台北時，心中一定去除了一些他們看不到的人，不注意的歪歪斜斜。正如同誇耀北京時，摒除了農民工的身影。大讚紐約和東京時，看不到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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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台北基本上是個友善且有禮的城市，大部分的人都遵守著城市的規則與節奏，有禮且溫和。我多次見到行人禮讓視障者與導盲犬，也曾看到一位敲擊著柺杖的視障者抓不準方向行到馬路中央，一位女性駕駛不惜暫時丟下他的車，也要衝到路中央，帶領視障者過馬路。

這個城市的人，除了面對「關愛之家」那種他們視為「天譴」的居民外，漸漸包容了許多不一樣的人。我的死黨的視力日漸減少，將來也許完全失明。當我認識並知道他的病之後，我學會了不使用「瞎子」這兩個字。但是，由於他還有視力，所以，他努力當個「一般人」。我的弟弟是個外表正常的中度聽障者，而他從小也努力將自己裝作一個正常人，如果他不說你不問，那他和一般人無異----即使他聽不懂你說什麼，和東明相一樣，他說他只是話說不清楚。

這次聽奧的選手也一般，很多人都認真地過著很一般的正常生活，如果不是畫出一個他們自己的舞台，或許他們只能拼命讓自己可以在一般的舞台上，克服所有困難，去證明自己。但或許正因如此，便少了很多認真的關切與鼓勵，也認為他們理所當然地應該如此這般。對主辦單位來說如此，對一般觀眾來說如此。

我們或許還是處在一個不喜歡體育，也不懂得同理他人的驕傲的主流城市文化中。所以，很難從這些比賽中，得到一些些感動。也無法感受到生命的積極面—他們如何努力不踏空不消失，他們如何拆開心牆如何告訴你他不想只當個清潔隊員，或者聽聽他們的父母說著有多疼這些孩子，他們是父母的天使。

我每次看著這些選手的故事就會一陣感動。羽球選手范榮玉的爸爸說，當他看到唸佛的奶奶愛憐地看著保溫箱裡的范榮玉時，他突然懂得為何養這孩子是他的責任。那是菩薩的相信，相信他們可以照顧好這些小孩，相信他們有足夠多的愛與責任感。而面對許多與我們不同的人，那些少數的人，那些存在這社會上的弱勢，這個社會有足夠的愛與包容嗎？你能同理嗎？

（當我寫到這裡時，看到陳文彬也在網路上說：台灣有多到氾濫的同情心，卻缺乏極為珍貴的同理心！97年曾經我在萬華進行遊民工作坊時，深刻體會，每個街上的遊民都有著一部令人尊敬的成長歷史與獨特的想法。而這一點往往也是台灣填鴨式教育下缺乏獨立思考的人們，所最欠缺、最急需藥、卻也是最不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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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陳文成基金會後，我在暮色中騎著車，遇到紅燈。背後的一位摩托車騎士叫我一聲，提醒我背包拉鍊沒拉好，也說看到我的「狗牌」讓他覺得很親切。他曾經是個媒體記者，瞭解其中的眾多甘苦，於是他趁紅燈時鼓勵我一番，並頗有深意地對我說，如果這工作需要有四條線，要自己割掉一條線，只要能夠把自己的工作作好就好了，其他的不要想太多。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暮色中我的背影讓他覺得沈重有所思，以致於他突然這樣鼓勵我。但我覺得這個城市是如此不賴，可以遇到很多同樣氣味的人，即使不認識，也可以說著讓你有感動共鳴的故事，或是在數十秒紅燈時間內，得到一個切中要領的鼓勵。這是相當奇妙的事情，我也覺得很幸福。在這城市中人與人的相逢。

秋天就這麼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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