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做什麼？」汶川大地震發生後，經歷過九二一的台灣人的腦中都閃過了這個問題。多數人直接捐款，有人則直接行動。

民間先行，政府隨行
　　「作為一個自許是進步的規畫設計專業者，我們有責任回應台灣社會的期望，做該做的事。」川震發生後，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看到台灣社會對川震的感同身受與慷慨解囊，協同學者和企業組成「台灣支持四川災後重建行動聯盟」（簡稱「台灣行動聯盟」），打出「民間先行，政府隨行」的口號，帶領地質專家和建築師前進災區。

　　台灣行動聯盟提出八個學校、房舍重建計畫，特別是非重災區的「陝甘農民自建房」。「我們的原則就是拾遺補漏。」夏鑄九說，他們盡可能避開明星災區，確保被忽略的地方也可以得到援助。

　　去年雅安市委副書記張錦明接受《中國時報》訪問時表示，震後當局根本不知從何下手，但突然來了一批台灣教授主動承擔當地四所學校的重建工作。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出錢的人總是財大氣粗，但這批台灣教授在設計校舍時，謙虛有禮，多次和當地協商，不強壓於人，兼顧本土與現代，讓受捐者有被尊重的感覺。」

　　「面對川震的特殊性，我們提供反省後的台灣經驗。九二一時，我們雖然也是一團亂，但也累積不少經驗。」夏鑄九說，台灣的經驗是規畫先行，設計隨後，工程支持，企業贊助，「經濟社會重建優先，工程建設是家園重建的手段」。

　　「當代中國建築師的訓練都有些誇張，當他蓋四川的小學，心裡想的是做一個名震天下的鳥巢。我們在九二一就有慘痛經驗，建築師的奇怪設計根本無法用。」夏鑄九表示，台灣的反省就是讓建築師先做「建築計畫書」，再交由教育局及學校討論、修改。夏鑄九表示，有形的建築物只是媒介，最重要的是把社會關係重建起來。

新校園運動
　　這種先和地方溝通，擬定計畫書再執行的重建模式，以台灣「新校園運動」最為成功。這個由教育部主導的計畫，也成了川震重建的典範。代表「台灣行動聯盟」參與雅安及旺蒼縣5所學校重建的建築師，都是九二一後參與台灣「新校園運動」的建築師。

　　川震中，校舍受損情況最嚴重。川震死難者也以學生占大多數。學校豆腐渣工程受到強烈批評，校園重建更顯重要。許多大陸建築師參考台灣經驗，提出校園重建的方向和目標。

　　川震發生沒多久，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朱濤正巧到台灣，便探訪許多參與九二一重建的專家，回港後向大陸推廣台灣經驗，特別是「新校園運動」的啟發：「學校的重建，不單單是一批硬體修補和再造問題，也是一項偉大的文化再造再生的工程……在這些方面，台灣九二一震後重建中湧現出的新校園運動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朱濤表示，他的夢想就是讓台灣經驗在大陸再現，因為中國的問題是軍事化和集中化的規畫，著重在量和效率，沒有比較前瞻性的想法。

　　參與川震校園重建的台灣建築師呂欽文回顧「新校園運動」時表示，過去台灣校園規畫比較死板，震後重建提供了改變的契機。在教育部主導下，使用在地材料、展現當地文化，讓校園不只是校園，還是社區發展的一部分。

　　「重建的意義，不只是要恢復原貌，而是要建造比過去更進步、更有品質的產品。」呂欽文表示，中國政府對重建的焦點放在「耐震」上頭，規定的安全係數高到讓人難以置信，然而，從工程上來說，做到「耐震」其實不難，因為這僅僅是「符合規範」而已。「重建，應該要有更宏觀與前瞻的視野。」呂欽文強調。

　　川震災區，分別由較有錢的省份認領協助，重建工作也多為各省市的設計院設計與發包，在「私營」的部分比較沒有空間。朱濤、呂欽文、夏鑄九等專家，透過企業的捐助與資源，認領少數學校重建計畫，和地方、學校溝通後，先完成計畫書再執行重建，預計今年年底前完成。

　　大陸有些民間團體也參與其中，例如，深圳建築學界在災後發起一個名為「土木再生」的民間志工組織，致力於校園重建工作。他們同樣參考台灣的「新校園運動」而提出「新校園計畫」，借助深圳、香港與台灣三地的建築規畫專家組成委員會，對校園的捐贈專案提供專業支援，建造有文化特色的校園建築。

台灣建築師謝英俊在四川  推協力造屋與生態建築
　　目前正投入莫拉克災重建的台灣建築師謝英俊，十年前以援建九二一邵族災區聞名。凡災後需重建的地區，都可看到他的身影，聽他大談生態建築。川震災區也不例外。

　　川震後，謝英俊入災區的第一件事便是建造大量的生態廁所。對謝英俊來說，建築和人與環境是分不開的，建築師不能只負責設計建築物而不管人、文化和環境。

　　因此，謝英俊在援建時，反覆強調居住只是手段，重要的是重新凝聚社區意識、建立文化歸屬感、注重環保。他發展出一套「互為主體」的「協力造屋」模式，讓他享譽國際，數次代表台灣參與威尼斯雙年展。

　　「協力造屋」是謝英俊從九二一開始推動的概念。他鼓勵災民以「換工」的合作互助方式來「協力造屋」，這套模式不僅讓居民的勞動資源留在社區內、降低營建成本，還可親自打造社區空間，符合重建家園的自力更生精神，進而建立社區共同意識與主體性，讓這種「互為主體」的概念在重建過程中得以實現。
除此之外，謝英俊設計了一套輕鋼結構，讓居民可以簡單參與建屋的工作。透過換工和協力，以輕鋼架起屋架，其他則依賴當地就有的材料構成，簡單又環保，建屋費用降至約市場價格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可以實現人人都可蓋自己房子的理念。
　　
　　謝英俊自嘲是「奸商」，為了參與重建，也為了讓他的生態建築理念得以進入農村，他幾乎像是沿街叫賣，到災區農村探訪推銷，也更深入了解災民的狀況和需求。

　　謝英俊說，中國農村是一個天大地大的世界，大部分的人只是在外頭觀望，「你以為你踩進去了，但其實還隔了幾釐米。」謝英俊認為「中國農民自主意識很高，很強勢。」

　　雖然重建還在進行，但謝英俊樂觀地表示很快就完成了：「中國城市都是農民為都市人建造的，川震發生後，這些農民回到自己的家鄉，蓋自己的房子，所以我們要充分借用他們的力量。」

四川建築師劉家琨在災區  讓廢墟磚土再生

　　川震後，各項重建案多由政府主導，交由設計院發派建築師完成，國外的建築師與非官方發派建築師的空間不大，儘管如此，他們仍努力發揮專長、服務災區。四川建築師劉家琨便是其中一位。

　　作為四川人，他自覺自己應該比別人做更多，於是，在地震發生不久，他便以個人名義向建築師朋友寄送多封公開信，呼籲建築師應該共同參與重建；搜救階段時，他不停開車往返送藥物到災區；在倒塌的校舍裡，他蒐集很多小朋友的書包，他覺得那些書包擺放在一起，就是一件震撼人的雕塑……。

　　甚至，他還為聚源中學的一位死難學生胡慧珊，蓋了一間「最小的博物館」（見B8版）。劉家琨的學弟、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朱濤說，當代中國缺少紀念一個「個人」的思維，劉家琨的作法顯示一種獨特的人道精神。

　　地震，讓這位建築師產生很多想法，他關注自己能做什麼、關注災區的需要，但很多想法因為現實的困境無疾而終。儘管如此，他仍逐步調查房屋受損情況、結合國內外建築設計公司成立「汶川震後再生」部落格、研發「再生磚」等等。劉家琨認為災難發生後，建築師的責任不只是義務設計幾個臨時性或永久性的建築而已，他們可以做得更多。不過在政府主導的重建工作下，他這個「非官方」建築師，像散兵一樣，只能找些政府無暇顧及的援助機會。

　　為災區重建而研製的「再生磚」就是劉家琨的作品之一，曾因此參與威尼斯雙年展。這是一種幾乎人人都能動手生產的低技低價產品，藉著易於操作和廉價的機器，並結合防疫噴灑完畢後的廢墟材料，與當地農作物生產後廢棄的秸稈製成。這種「再生磚」適應性強、使用方便，利於災區群眾的自救自建。都江堰和彭州地區已經始有工廠進行機器生產，並作為重建物材被使用。

　　劉家琨，這位災區的本地建築師正以自己的方式，實踐他自己的建築理想。

(link：從九二一到川震)

八七水災發生五十年後的今天，莫拉克颱風侵台，帶來創紀錄的雨勢，造成半世紀以來最嚴重水患與土石流，重創台灣中南部與東部地區，死亡人數近六百人，損失難以估計。這場風災，也被稱為「八八水災」。

今年同時是九二一大地震十周年紀念，當這場重擊台灣的天災，在人們心中褪色時，一場天災的突襲再翻出這十年間的土地災害印記，大自然再一次提醒我們，應當「敬天畏地」。

天搖地動九二一
　　發生在十年前深夜的九二一集集大地震是台灣人的集體災難記憶，當時不論東南西北，皆感受到地震的劇烈，震央附近的高壓電塔因震而倒，切斷南電北送的經絡， 北部地區大斷電的經驗也同樣刻畫在記憶中。台電供電設施嚴重受損，科技產業嚴重受創，損失嚴重。但都比不上近11萬戶人的生命財產的傾刻消失。

　　根據統計，這個芮氏規模7.3級的地震共持續102秒，造成2415人死亡、30人失蹤、11306人受傷、近11萬戶房屋全倒或半倒。這次大地震發生 後，引發全台灣超過21,000處的崩塌地，致使中部山區廣大面積區域土石鬆動。這使得日後土石流的發生率增高，因為震後造成的土石鬆動，讓觸發土石流所 需要的雨量標準遠低於地震前。日後，每當豪雨或颱風發生，台灣山區發生土石流的機會也大增。

水淹南台灣
　　此次莫拉克颱風亦同，雨勢造成的土石流造成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與六龜鄉新開部落等地的「滅村」悲劇。留有「舊傷」的中部山區則因屢遭土石流威脅，對紅色警戒反應快速，因此能在此次風災中倖免於難。

　　莫拉克風災影響不僅如此，台東原住民部落也因颱風而毀壞，知本溫泉區「金帥飯店」轟然而倒的影像畫面讓人心驚，另外，嘉義以南的沿海地區，皆有高達近兩層樓高的淹水，農作物盡毀，交通系統也一度癱瘓。多震多颱風的台灣，竟會因為一個中度颱風而陷入危機。

　　大災難對每個政府來說，都是一項執政與反應能力的考驗。九二一當時，即使國軍在清晨集結、時任總統的李登輝一早便赴災區查看，且隔日政府便動用緊急預備 金，提供各鄉鎮村長二百萬元賑災，各國救難隊也陸續抵達台灣協助救災，但仍有人認為政府應變能力有待加強。9月23日，《中國時報》評論表示：「地方官員 連聲抱怨中央的救援行動姍姍來遲，中央和地方縱的聯繫頻出問題，中央各部會之間橫的聯繫也不足，整個救援體系缺乏整合。」9月25日，總統發布緊急命令， 立法院於9月28日追認通過，以減少行政上的程序，加速救災。

政治土石流
　　相較於此，重新執政的國民黨再次遇到大災難，卻沒有吸取過去的救災應變經驗，不但內閣進入狀況遲緩，拒絕外援，甚至頻頻失言，累積眾多民怨後，執政團隊才 真正執行救災與重建程序。但此時，民間早就動起來了。九二一後，《災害防救法》訂定，相關緊急命令也納入該法，總統馬英九以此為由，認為不必頒布緊急命 令。8月14日，馬英九才以國家安全會議主席身分，召開上任以來首度國安會議，聽取各部會報告並指示持續救災事宜。然而，聲望已然跌入谷底，行政院長劉兆 玄並於一個月後提出總辭。災後，行政院發布上千億的重建條例，企圖以「快速」的重建方案，彌補救災的遲緩不及。但仍引起災民、社區工作者的批評與不滿，認 為欠缺災民為主體的討論與計畫擬定，而這便是九二一重建的蹣跚經驗，為台灣社會與民眾帶來的進步改變。

　　九二一初期救災混亂，重建爭議也多，但由於社區文史工作者的進入，行政部試著調整方向，此後，不論是九二一重建基金會成立或是教育部主導的「新校園運 動」，都試著在災難毀壞的地基上，重新建設一個更好更永續的家園。只是，人們是否能從災難中得到教訓，又是否能夠從重建中獲得省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