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讓我最感動的新聞，便是奧運跆拳道的相關新聞。感動的原因倒不是因為國手們拿了金牌，而是拿下金牌前，他們的許多故事，我想，不只有我感到感動，不然，不會連電視製作人都打算將這些故事拍成電影或電視劇。他們也許很好動，不愛唸書（朱木炎），也許迷途知返（陳詩欣），也許家裡環境不好，但確有著堅強、寬容的氣度（黃志雄），聽這些故事，仍然會覺得台灣的孩子是很有希望的（明明年紀跟自己差不多，還在這邊賣老）。

我當時就跟我爸說，所以讀書不是人生唯一的一條路，而且，這些國手雖然「四肢發達」但也非頭腦簡單，也許過去的他們不愛「唸書」，當他們在某一方面得到成就或興趣時，便會知道「學而後知不足」，反倒比任何人都知道求知的重要，也清楚未來的道路。這約莫是讓人最感動的一點。

我爸就說：「對啊，當初（我大學聯考結束）叫你學日文，你就不願意，現在卻比誰都認真。所以，要有動機啊。」我想，大概我的反骨真的太強硬了，以往被媽媽逼著學鋼琴，學了五年，寫了封長長的「告雙親書」表明不願意繼續學琴的意見；高中時，參加了國樂社，每天六點起床搭車到學校練琴，下課練到晚上七點才回家。從小學英文，就不太甘願，學英文像是應付考試，從來就不覺得他是要使用的（畢竟，大學之前，也沒有用英文的機會），每天都祈禱中華民族變得很強大，讓我可以不用繼續唸英文，至今，雖然常常使用英文（註），英文也還算可以，但是，這份不甘願還是存在心裡，所以，覺得維持「還可以」的狀態就夠了，不會想去「學好」英文。反倒是日文，因為自己想學，也就變得很積極，上課很勤勞不說，每天都保持著聽日文、寫（說）日文的好習慣，跟學英文的態度相差甚多—雖然日文能用到的機會比英文少太多了。

想寫這個動機的故事，是因為看到小朋友學英語的態度，還有教育部規定大學生考英檢，以及公務員英檢的問題。

英檢，其實是一個美意，這促成大家不需經由托福、GRE這種難到吐血的考試，也能測驗出英文程度，或是給自己一個努力的目標。但當它變成一個「政策」的時候，就很讓人討厭了。廢除聯考，不就是要讓大家從考試中姐脫出來，以真正地學到東西嗎？怎麼又設了一個考試，讓一大堆人又要為了考試而唸書呢？到底教育部是要讓大家喜歡英文，會使用英文，還是會考英文呢？

日本人不太會說英語是眾所周知的，但日本的托福成績卻是數一數二地高，我們想要讓台灣「國際化」、台灣年輕人英文更好，以「檢定考試」當成手段，是不是本末倒置，有可能適得其反呢？我儘管不太喜歡英文，但我卻很愛往外跑，只要往外跑，就不可免地一定要會說英語，就算我再不喜歡，但在國外生活、與他人交談等等強烈的動機，都讓我自動練習英文，也許我英檢只有初級的程度，但我可能比英文中高級的更「國際化」，也不怕跟外國人用英語說話。所以，公務員、大學生英檢這件事，我是不以為然的。

我工作的安親班的小朋友也是，我總覺得他們只學了要怎麼把單字、句子唸出來，那些句子是什麼意義，是不是能跟其他人用英語對話，全部都不重要。一個已經六年級的小朋友，用英文從一背到二十要給我聽，十一以後一直背不起來，特別是十一。我急了，問他：「你知道7-11嗎？」他說：「知道啊。」我說，那就用這個來記十一，沒想到，他還是記不起來—因為考試用的，怎麼會是「隔壁二十四小時的好鄰居」？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自然科學，他們知道聖鬥士星矢，可是記不得有八十八個星座。也是很簡單，考試的歸考試，生活的歸生活，這是個奇怪的問題—考試或許會把人的記憶力跟感受力都變得很奇怪。

（我認識的一個朋友，日文說得很溜，日本朋友說他比日本人還像日本人，可是他考不過日文檢定一級。今天，我的日本老師也說，他雖然大學畢業，可是日文檢定也只能考到二級，而他是個日本人。我上日文課時，日文老師常常用「聊天」的方式上課，東扯西扯的，話題很隨意，我還被迫用日語講我的馬拉威經驗—我的程度還很破—因為，他們覺得扯到哪裡就教到哪裡，也可以多認識一些字，聽得懂一些談話，認識一些日本文化。但若是台灣的老師，就會很努力地教文法。我常想，這樣的差別，大概就是學語言時需不需要考試的差別吧？）

註：台灣學的多半是美語，因此，除了聽美國人、加拿大人說話，其他國家的「英語」聽起來都很吃力。第一次自助旅行去英國時，在新加坡航空上，跟我同行的一個英語很好的同學，突然很緊張地說：「為什麼我都聽不懂？」即便到了英國，都還是很吃力，那是我們第一次感受到「腔調」的問題。在印度，我們一樣聽不懂印度人的英文，在馬拉威，也常常「抓不到」對方說些什麼。我們當時深切感受到，在台灣英文很好，並不代表能到外國聽得懂別人說的英文—況且，英國殖民過的國家，勢必得用英國腔來「聽」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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