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為馬拉威湖。馬拉威是內陸國，馬拉威湖有四分之三個台灣大，因此，很多台灣人看到這麼一大片湖，都不敢相信這是「湖」，不管是看著我拍的照片的朋友，甚至我自己。這世界太大，能讓困在小小島國上的我們訝異的事情太多，因此，我們都應該要學會謙虛—不過，每次提到這個馬拉威湖，我還是很愛用一種誇張的口氣說：「很變態的湖吧？有沙灘，還有大波浪耶！」 ）

一個社會如果很喜歡用二分法思考、討論事情，格局也就只能這麼小，身陷在一個這種格局社會裡的我，也時常因此而跳脫不出自己習慣的窠臼，例如，去非洲之前，我就好好地考慮了一下「我該關心什麼」的問題，也寫了篇文章為自己找理由，但到了非洲，又遏止不住自己的那個聲音：「我連自己的家園都幫不了，我到底來這裡做什麼？」儘管才短短一個月，但我心裡老惦記著家鄉的一切，尤其才發生過七二水災，不知道這一個月期間，台灣又會發生什麼事，如果自己不能夠一起參與，也許會覺得生命中失去些什麼，就算自己什麼都不能做，但還是與我的同胞是生命共同體。因此，我們那時常開玩笑地問醫療團的醫師：「台灣最近有發生什麼事嗎？沒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吧？」

九二一地震發生時，我的一個同學在美國唸書，儘管能從國外讀到相關新聞，但他仍沒有與我們同感那驚天動地的恐懼；一個喜歡看棒球的同學，世界盃棒球賽時在國外唸書，他沒有親身感受到台灣棒球復甦的那個時刻。我總覺得，失去這一些些，會讓我覺得很遺憾，不論是因此同聲共哭、狂喜跳躍，就連雙親的白髮皺紋悄悄地增添這點小事，也會是種失落。

在馬拉威的第一個星期時，我們曾討論過，回台灣之後，到底要用什麼樣的立場與態度，好好地向別人說清楚我們做這件事的源由。當時我們僅有一個共識，就是讓人家知道，台灣是我們永遠的家。當台灣需要國際化時，我們用行動證明，國際化不是搭個飛機出國就算了的事，也不是會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叫國際化，我們到底能不能向每個外國人好好地說清楚台灣，還有展現台灣年輕人擁抱世界、幫助別人的熱情；如果我們能在國外藉由服務付出得到經驗時，我們能不能反向思考如何將這個經驗回饋到自己的國家。

離開自己的家鄉，在可能失去很多經驗的同時，我卻不斷地在那個地方找尋自己的鄉愁。我很喜歡跟別人這麼形容馬拉威：「就是三、四十年前的台灣嘛！」我在馬拉威所感受到的平民生活，幾乎都能和媽媽說個兒時的故事相對照，茅坑、灶腳、鐵製的熨斗、鄉間小道，把甘蔗當零食吃…..，一個外交役男便說，他回去之後，可以好好跟父母炫耀：「別再跟我提你們那個年代，你們看過的，我都看過！」我也是，而且，我們甚至還有生柴火煮飯的經驗。

馬拉威素有「非洲溫暖之心」之稱，除了沒內戰外，人民和善有人情味也是大家公認的。別說夜不閉戶、雞犬相聞了，走出家門口，沿路遇到的人都會跟你熱情地打招呼（不過，我們很難認出這個人之前有沒有打過招呼，馬拉威人對我們來說長得都太像了，若是我們沒認出某人是「前天中午曾經跟我們打過招呼」的人，那個人通常會很失望）。有一次，我們一夥人出去散步，一路上都在打招呼（註1），一個伙伴忍不住說：「要是在台灣的鄉間，阿媽們遇到外國人，就算不會講英文，也會熱情地招呼吧？！」眾人紛紛說是，然後也不禁得意起來：「台灣也是亞洲溫暖之心啊！」因此，離開馬拉威那一天，大家不禁感嘆：竟在百里之外，找尋台灣的一切，也只有離家，才更清楚瞭解自己的根在哪兒。

註1：我們居住在馬拉威北部地區，說的是當地方言Tunbuka（馬拉威的官方語言是英語，第二語言是chichewa），我們到馬拉威的第一個早上就認真地學起了Tunbuka，一個退休國小校長教我們的，他的教法非常像何嘉仁美語，當然，所有語言教學的一開始就是：你好嗎，我很好之類的，於是我們就反覆練習這類招呼寒暄用語。下課後，走出團部，也開始實地演練我們的Tunbuka會話，沒想到，若原本用英語how are you的對話便可輕鬆解決的是，竟演變成「路上版何嘉仁」。因為，馬拉威人太喜歡打招呼了，所以，這類對話會變得很長，越長越好，可是我們才上一堂課，學沒幾句怎麼辦？路上的行人就是有辦法越教越多，當他們發現你會A版說法時，就會講B版，然後就有機會教你B版了。而且，用他們的語言跟他們打招呼，他們笑得可樂的呢—更讓人懷念起台灣阿媽，哈。

註2：在大使館時，大使說了一個笑話：中華民國大使館的隔壁分別是英國跟美國大使館，一個是殖民宗主國，一個是很愛打人家的霸主，因此，兩個大使館的戒備都很森嚴，不像中華大使館輕輕鬆鬆的。可是，大使還是很怕恐怖份子放炸彈會不小心放錯地方啊，所以，就在大使館門口豎立了一個牌子：
「如果你要去英國大使館，右邊；如果你要去美國大使館，左邊。這裡是the warm heart of Asia。」（馬拉威是the warm heart of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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