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什麼女性主義者，雖然我的論文研究可以被歸納為性別研究—但我不怎麼願意承認，其實我做這個研究的初衷，並不是要為弱勢的女性說話，我要做的，僅僅是反對科技而已。
研一修性別人類學之前，我的同學極力抵抗上這門課，除了這門課的老師，也就是我的老闆很嚴格以外，他還莫名地厭惡女性主義（事實上他對任何社會科學的意識型態都拒絕瞭解），還跟我說：「我不像你是個女性主義者。」我的老闆為了勸他留下，還對他說：「我也很討厭女性主義。」那是怎樣？每個人都得自我告解自己的厭惡嗎？如果不告解自己不屬於哪一類，那麼他就得被歸為哪一類嗎？
人都是很矛盾的，不喜歡被貼標籤，但往往又急於為自己貼上一個標籤。修這門課沒多久，我為我的老闆找到屬於他告解的答案，也就是人類學怎麼面對女性主義這個意識型態的—在人類學領域，意識型態並非意識型態，他是需要根據不同的狀況被釐清的，所謂的女性主義有太多學門為它發聲，所以，他是政治學的女性主義、心裡學的女性主義、社會學的女性主義，共產主義的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從來不屬於一個女性的，他只是被這種學術霸權宰制的。
所以，身為一個女性，一個受過學術訓練的女性，一個有自覺的女性，一個有行動力的女性，不必然屬於一個女性主義者。一個面對婦女處境的女性，也不必然成為他們的代言人。
但我還是一個女性，最起碼我的知識與經驗比一個男性還貼近女性主義中談論的女性，我可以拒絕、可以否定，可以評論、可以輕蔑，那是因為，我還是一個女性，在一個社會性別結構下，承擔性別壓力的女性。
看了一個朋友的文章，她是位女醫師，思考性別關係的經驗（註）。我想起了另一個跟我同年的精神科醫師，因為研究的關係，他也跟我表達不平等的性別結構。她的先生與她都是醫師，然而卻因為她是女性，就得為自己的疾病與生育能力負責，不斷地被質疑她的價值，被要求要退讓，甚至「降價求售」。雖然在社會上，她是「有地位」的醫師，但在性別結構上，她的外在成就並沒有為她的「價值」加分，她仍然被視為是「虧損」的，有瑕疵的。
當一個女人，我們都被迫時時檢查自己的「價值」。日本人更過份，總是說著女人過了幾歲就沒有價值，就降價的話。就性別來說，女人永遠不是自由經濟市場上的商品，她的價值在X精子跟卵子結合時，就已經決定了。
在我那傳統的家族裡，我一直是個叛逆的異類。他們認為女人不需要讀太多書，即使很會唸書的小孩，考上師範院校就算榮耀了，沒想到我考上了政大新聞系，還被奶奶埋怨了一番。後來唸研究所，奶奶更不諒解，到現在，他都還擔心我會繼續唸下去，對他們來說，女孩子學歷越高，價值越低。我的家庭期望我當一個「很普通的女人」，過著一個女人應該度過的一生，儘管我時常反問我媽媽：「像你這樣，會比較幸福嗎？」不過這個問題想當然無解，因為我媽媽只會過他自己的人生，他沒有能力想像還有其他種人生可以過。
我也不是叛逆到一定要衝破所有主流價值或人生軌道，只是當我父母越是想把我推回正軌，我就越想挑釁他們。很奇妙的是，我活在一個傳統的環境裡，但我卻對傳統以外的人生好奇，儘管將來我仍是會結婚生子，但最起碼，我希望能得到一個不是傳統婚禮以外的婚禮，也就是我並不想「拜別父母」，不想當一個潑出去的水。
我唸高中時，爸爸曾跟我講過一個故事，他參加朋友女兒的婚禮，婚禮中有一個拜別父母的儀式，當他的女兒跪下時，他的朋友哭著說：「別跪別跪，我養你，不是要你下跪的，不是要你跟我拜別的。」我那時聽了好感動，雖然年紀還輕，但已隱隱覺得這個傳統儀式不妥：為什麼是嫁「出去」？直至今天，每年清明節我都想：我嫁出去後，我的祖先就不是我的祖先了嗎？
這是一個難解的謎題。
註：http://blog.yam.com/dknys2/archives/569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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