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就喜歡看歷史故事，不論是電視還是書本。不過，這都還是一種主流的大歷史，從國族權力者的角度書寫的歷史，呈現政治經濟架構的描述角度。後來，我慢慢發覺有一種不甚起眼，或常被視為文學的書寫，也是一種歷史再現，而這種微歷史觀補足的是大歷史中缺乏的「個人，也即是庶民生活與感受體驗。他們在歷史的時空中，是真實的存在的，但是，他們的故事與經驗，卻常常被忽略。
我們求學期間的歷史課本，多的是中國與西方強國的歷史，而不見東南亞、非洲等區域歷史。
大學時讀的現代文選、報導文學多是這類題材，而讀研究所時人類學的民族誌或個人生命史，更是這一類歷史。我們可以從小歷史窺見大歷史的樣貌，也可以看到大歷史視角不足之處。
在政客拼命利用所謂的大歷史來影響人民，成為主要的國族論述之時，當他們用政治權力的力量左右人民，是他們對自身歷史失去認識，從而產生盲點之時，人民應該要要書寫自己歷史，為自己的歷史發聲，重新回頭看一下自己的情感經驗與位置，而不是盲目的跟著起舞。
上星期去看「女兒紅」時，我就想：「政客應該要來看一下，外面靜坐的也要進來看一下。」
「女兒紅」是屏風表演班的一個戲碼，是李國修以戲劇的形式紀念父親之後（見偽文青的看戲經），以戲劇的形式懷念他的母親，還有追查自己的身世的紀錄。
劇情是風屏表演班的修國，原本以為自己出生於二重埔，但因緣際會之下，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證明，發覺自己出生於中華商場，而在此之前，他們家也居住過基隆：39年5月1日，修國的父母家人逃難到台灣。修國有個精神神經病的母親（應該是今天所謂的憂鬱症），整天在家裏不出門，一心想回老家，修國從小就不願與他人談到自己的母親，那是一個羞恥。
因此，藉著找出母親憂鬱的原因，母親的故事，也藉著追尋父母的故事與自己的身世，「女兒紅」以庶民的真實生命經驗，反映出這幾十年來動亂不安，但人民卻渴望尋求安定的歷史。更特別的是，修國有個客家籍的妻子，而妻子的父親因為白色恐怖而被槍決。因此，這齣戲的敘事，不單只是一群新移民的生命故事，也有本省居民不願談起又不得不面對的過去。
一如屏風過去的戲劇一般，女兒紅的故事敘事不斷的在不同時序中穿插跳躍，談了現時的台灣，也跳談國共戰爭時的時局。地點有山東，也有屏東。上一幕的語言是山東話，下一幕的語言是客家話。共產黨青年對親人的鬥爭，讓愛著女兒的母親心碎而死，國民黨對言論集會的箝制，讓失去丈夫的母親獨自帶大兒女。為求安定的外省人逃難到台灣，思念著故鄉，卻發覺無法回去的事實。而在台灣出生的他們的孩子，追尋自己的身世，只能從二重埔追到基隆，只需要兩個小時。
但這兩個小時，其實就是一輩子了，也是他們父母的一生。然而，生命不僅僅於此，從修國開始，修國未出生的小孩，他們的故事，就從基隆上岸開始。
修國的父親，最遺憾的事是丟了家譜。修國妻子的娘家，卻有一本完整的家譜，告訴他們，先民如何渡海來台。修國說：「我們家的家譜，從39年5月1日，從基隆上岸開始。」
這的確是個現實，也是多數台灣新移民的認知。大家一定都知道，自己的家在哪裡。（管別人帽子怎麼扣，政客怎麼吵）
戲劇雖然只有三個小時，講述兩代人的故事，但這兩代人就已經道盡了半世紀台灣人的庶民歷史與生活，在懷鄉與現實之間的拉鋸，提醒了我們那個「報密防諜，人人有責」都必須印再喜餅上的荒謬年代。（提醒？我沒經歷過就是了）
這應該是告訴我們，要珍惜前人追尋的安定。
修國說，他們家一直住在鐵路旁，火車站邊，當事情發生時，好逃難。修國的妻子問：「在台灣，上了船，還能逃到哪裡去？」
對啊，誰要來說說，失去了台灣，這裡的人又能逃到哪裡去呢？
請恕我愚笨，無法道盡這個戲劇文本的精妙之處，事實上，我被一堆方言卡住思緒，但若要一言以蔽之，我會說，這是個關於母親的故事，修國的母親，你我的母親，我們母親的母親，還有台灣這個母親的故事。
當修國隱藏多年封閉的感情，問出：「你愛媽媽嗎」我想，答案，都是一樣的。老媽媽說：「我有十根手指頭，咬那一根都會痛啊。」為什麼我們要無視於自己的感情，讓我們的母親望著自己受傷的手指頭而心痛呢？李國修在寫女兒紅時說，在歷史的分野裡，每個朝代的興衰都可以找到明確的斷代年份，但是文化的脈絡卻無法因為政局的阻隔而一刀兩斷，「符號政治」的分化只會激起更多族群對立，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對「什麼才叫愛台灣」定義？
承續上一篇提及的再談語言二三事，我會談語言，也是因為看了女兒紅。李國修在這齣戲運用大量的方言與諺語，他認為，文化的精華就保存在這裡面，而要談庶民的歷史就要用庶民的語言。我們不可以老是用上層的、大歷史的觀點來看事情，來論事，而蔑於討論我們自己的、深刻的生命故事與體驗，這樣我們才可以找到自己論述的角度，還要堅定的立場。
我還真是佩服李國修，文化人強韌的力道，約莫在這裡。
屏風創團20年了，當代傳奇劇場「慾望城國」也20年，民進黨也創黨20年，20年的時間，究竟誰留下來的是深刻的感動與反省，政治的力量推進了社會，還是文化的力量洗滌了社會，也許，我們可以留待歷史來證明。
詳見：
屏風新作《女兒紅》觀後感
2003女兒紅
女兒紅
1986年，是一個舊與新、黑暗與光明、混亂與希望的交界。一穿過那條界線，美好的未來在望。 那是解嚴的前一年。黨外人士在前輩的犧牲與血淚中成立了民進黨、朱高正跳到立法院主席台上、龍應台的野火繼續延燒、好幾個才30歲的年輕人分別成立了藝文團體、李遠哲得了諾貝爾獎、台積電創立、鹿港居民反杜邦，以及原住民少年湯英伸被判死刑，意外展開了環保運動與原權運動…… 那個年代是，即使社會動盪，但年輕人相信，只要努力，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氣氛肅殺，但人們覺得，只要爭取，就會嘗到民主甜美的果實。 1986，它究竟預告了什麼？20年過去，我們得到了什麼，忘記了什麼？2006年，我們前面有一條線。我們是否依然能充滿信心地跨過去？還記得生命中的1986嗎？ 這戲更要大聲唱 吳興國53歲，當代傳奇劇場藝術總監 二十年前，我還在陸光國劇隊，感覺社會就在光明與黑暗交接處。當時，所有京劇團都是軍中劇團，演出是為了勞軍，長官只想看詼諧的戲。一次，我們演出《陸文龍》，裡面有段說書：「有道是忠良不絕後…」誰曉得底下聽戲的總司令正好沒小孩，侍衛官馬上警告：「這戲以後不能唱了！」 但外面世界已經變了，隨著經濟起飛，許多中小企業主拎著黑皮箱到處打拚，社會瀰漫著一股有志竟成的樂觀氣氛。我和幾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偷組劇團，為了躲過傳統的壓力，我們不演傳統戲，反而將莎士比亞的《馬克白》改編成《慾望城國》。 大家都不拿錢，連服裝、舞台都是藝術家自掏腰包贊助的。我想：這次若不成功，每個人回傳統劇團，再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大家是抱著這樣的危機意識，拚了命的努力著。 現在，創作的自由空間更大，但行政院長、文化首長不停地更換，每次喊新口號，都在打擊前一個口號。難怪，整體文化愈來愈弱智化，文藝團體生存愈來愈難 以前，創作者只要有夢想，現在最需要的則是意志力。我們就像站在八掌溪中的人，只能手牽手、靠意志力撐著，才不會被政治惡流沖掉了。 再怕也要創團 李國修五十一歲，屏風表演班創辦人 也拜戒嚴之賜，我對舞台劇的視野，被悶到三十歲才引爆。原本學校畢業後我想出國學戲，但父親沒錢供我，雖然後來在電視台賺了錢，我這種怕死的草民又太守法，當時法律規定男人三十歲前不准出國觀光。一熬到滿三十歲第二天，我就辦簽證去美國和日本遊學。 東京的劇場表演太過癮了，一天二百場表演，燈光一暗、音樂乍響，我場場哭得要死，看看別人，再回頭想想台灣在搞什麼啊，簡直一片荒蕪。我們的小島是被蒙蔽、封閉的，井底之蛙跳出世界，會有想要革命的怒氣和使命。 一九八六年，我回到台灣，跟一群年輕人成立了「屏風」，一邊摸索一邊摔跤，沒有官方補助，學者打壓鄙視，說搞笑的人不應該做劇場，還好我意志夠堅強，二十年來證明了我自己。 回想三十一歲的我去創一個劇團，心裡雖然害怕，但那時的環境訓練我再怕也要上，我們離開學校，就要硬著頭皮走進社會拚搏，沒有退路。二十年過去，物質環境變好了，年輕人的戰鬥力卻不如昨，大學生再念研究所多數是為了逃避進入社會，這是我最憂心的。
附錄：【壹周刊】壹號專題-1986我記得
一九八五年我演《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在〈記性與忘性〉那幕的結局是：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和李立群在台上演得一把冷汗，那時還沒解嚴，我們在威權禁忌邊緣試探，還好僥倖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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